【析】 书信虽不是创作，但欣赏者却可以通过作者的语气，揣摩出作者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去把握作者的性情。尤其是写给相知较深的朋友的书信，更可以随意而谈，较少避讳，不讲客套，裸露出作者的心胸。这封致黎烈文的书信，即有这样的特点。

黎烈文是当时 《申报· 自由谈》的编辑。1932年底，他接编《自由谈》后，即通过郁达夫向鲁迅约稿，鲁迅遂成为《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平均每月都有八九篇文章在《自由谈》上发表。当然，这事也很快为国民党检察官先生们所侦知。黎烈文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刊出启事说：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而最终也不得不辞职而去。鲁迅与黎烈文遂缘《自由谈》而结下深厚的友情。谈话通信自然可以自由地敞开思想，交流感想。甚至谈及个人私事，是不需避忌的。

回信一开头，即回答黎烈文来信中所谈的汤增、崔万秋、曾今可等人之间的一场“小风波”，这是民族主义运动中内部狗咬狗之争，虽颇滑稽，而终无聊，所以鲁迅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非局外人所知耳”，值不得去关注，更值不得为他们的纠葛去浪费时间，鄙夷之情溢于言外！

黎烈文来信还谈到张资平对他的攻击。事情的起因是黎烈文接编《自由谈》后，曾停刊张资平作的三角恋爱的小说；又1933年7月5日，《自由谈》刊载谷春帆 《谈 “文人无行”》一文，其中揭露了当时一些所谓“文人”的 “种种卑劣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污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揭露出曾今可的种种丑行，同时也揭露“专写三角恋爱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眩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嗥，完全是一副满怀毒恨的 ‘弃妇’ 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象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谓空前绝后”。这种揭露，当然戳到了张资平的痛处，于是次日在《时事新报》上登出启事，自认《谈“文人无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说的”。又说：“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更影射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说： “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黎烈文正是在看到这一攻击影射的文字后，愤慨莫名，遂写信给鲁迅先生，一抒郁愤； 同时又在7日的《时事新报》上刊出启事，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启事从张资平攻击《自由谈》的远因说起，揭露其攻击乃为怀恨已久：“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污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故意污毁，……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

鲁迅收到黎烈文此信后，自然亦愤于张资平的卑劣无耻，但同时又奉劝老友“倘是此辈，切戒愤怒，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答信中还指出，“造谣生事，害人卖友”之事，正是“中国新文人”惯有的卑劣手法，后又指出他们这帮人战法的特点，乃是以污秽泼人，如“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公资平之战法，实亦类此”。这很委婉地指出黎烈文针锋相对地发 “启事” 加以辩白的作法是值不得的，同手执“粪帚”的无赖针锋相对，岂不自己也给溅上几点污秽么？明智的作法，莫过于觑出其致命所在，采取适当的战法，“徐徐扑之”。信中还告诉黎烈文，作了两篇文章，是针对此事而发的。这两篇文章即是《别一个窃火者》和《豪语的折扣》，不同于《自由谈》所发的几篇“皆太忠厚”的批评，而又不是与“粪帚”战法针锋相对，而是偏锋突出，揭其老底，刺其要害，确收从容对敌的 “徐徐扑之” 之效。

【析】 在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之后，鲁迅更加重视以杂文的形式来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战斗。因而，针对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现象，鲁迅总是加以剖折和抨击，其文章也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总是感到胆战心惊。鲁迅这样一种战斗的方式，一种执着的精神和一种刚毅的性格，在他的文章中处处可见，而在他的私人信件当中，也同样处处可见。象他在给黎烈文的两封信件当中，就简略而又清晰地表露了他的这样一种人生的态度。

《致黎烈文》两封信，是两封简约而又极平常的私人信件。这是鲁迅作为一名投(撰)稿者向编辑先生写的信。然而联系到鲁迅当时的思想、当时的处境和所投(撰)的文章涵义来分析，我们从这两封再普通不过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到鲁迅一种正直的人生态度。

在先写的一封信中，鲁迅指出当时作文的情形是“避忌已甚。”所谓“避忌已甚”，说明了当时作文的一种氛围和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然而，鲁迅的作文则不是这样。面对现实人生中的种种丑恶现象，鲁迅正直的人生态度和刚毅的性格及精神，是不能包容的，因而他必须作文予以剖析、予以抨击，使之显露原形，并为人们所认识，正如他在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有时如骨骾在喉，不得不吐。”在这里，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更没有出于一种个人恩怨的报复之意，而流于字里行间的则是一种正直的人生态度，刚毅的性格特征。鲁迅向来是刚直不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称赞的那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正是这种硬骨头的精神，使得鲁迅的作文，总是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驱使着他似的，使他对于现实的丑恶，总是不能平静下来，采取敷衍的态度一了了之，而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认真，那样的坦然，以吐为快，显示出他疾恶如仇的思想特点。

在后写的一封信中，鲁迅觉得先前一封信还只仅仅是表达了他一种意见，一种愿望，并未尽意，于是“夜里又做一篇”。如果说在先写的一封信里，似乎还表达了鲁迅一种在以后作文当中尽可能“婉约其辞”的愿望时，那么，在后写的一封信里，鲁迅则更进一步地表明，他的作文“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尽管他一度以调侃的文笔，“嬉皮笑脸”地作文一番。这表明，鲁迅的人生态度是严肃的，是正直的。严肃得使他不可能会对一些丑恶的现象去“嬉皮笑脸”地应付，正直得使他的文章总是充满战斗的意味和色彩。是的，这就是鲁迅的性格，鲁迅的态度，鲁迅的精神。他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更何况他此时已完全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他对于人生的看法，对于现实人生种种丑恶现象的剖析，都已经趋于成熟，他当然不会轻易地放弃，而是始终坚持着“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执着地战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