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韦素园是鲁迅的学生，他和鲁迅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关系。因此，在通信中，表达方式即十分随便，涉及的内容与思想的表达均少有拘束。于是形成这类书信的特点：随意而谈，甚少避忌。论事评人，往往即冲口而出，殊少字斟句酌的。

这通书信即是如此。信中谈论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关于卢那察尔斯基(即L) 的 《艺术论》。卢氏是苏联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曾担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鲁迅和韦素园都曾翻译过他的文章。就在本月鲁迅所译 《艺术论》即由大江书铺出版。信中所谈的是 《艺术论》 书名的确定和内容的选定事宜。在当时的条件下，凡是有苏俄字样的书籍，均被视为“异端”，而鲁迅却在与韦素园的书信往返中放言而谈，则可见出二人的友谊与共同的志趣情怀。

其二是谈“创造社”的被封事。众所周知，1928年，创造社曾与鲁迅产生过一次论争。但该社于1929年2月被国民党查封，则又是国民党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专制主义的体现。因此，鲁迅对于“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好赖债，自己去运动出来的”说法，表示怀疑和不同意，“但我想，这怕未必”，就是这种思想状况的表达。很明显，创造社的被封，是国民党的暴行，如果承认“有人说”，那在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推脱了责任。这是一方面。但鲁迅对于创造社中某些人仍然是很反感的。所以接着又指出他们“总不会还账的”，“又常有大小人物卷款逃走”，而“自己又不很出书，自然只好用别家的钱了”。叙述至此，嘲弄之意已出，表现出鲁迅对创造社中人一些不良习气的鄙弃。

其三是谈“革命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曾提倡革命文学。但是侧重在理论的宣传上，本身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也表现出明显的缺点； 同时，由于提倡者们本身尚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受“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对鲁迅、茅盾等人展开批判和攻击，因而也显示了明显的缺陷。当然，他们提倡革命文学的历史功绩是不应抹杀的。

对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攻击批判，鲁迅曾加以反击，并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演变和发展。在这封信中，鲁迅较早地指出他们演变的一个突出的趋向。他指出：“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这里对革命文学提倡者的弱点与错误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而对于他们的主张的演变趋势的把握，也极准确。在30年代前后出现的“革命加恋爱的革命浪漫谛克” 倾向，就是极好的证明。

末段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这种趋势的危害。“读众愿看这些(指“恋爱文学”)而不肯研究别的理论，很不好。大约仍是聊作消遣罢了。”态度明确地指出 “恋爱文学”的危害及“聊作消遣”的不良阅读倾向。

这封信的最大的特点，即是出语坦率，直陈胸臆。观点鲜明，褒贬分明。再者，对于由 “革命文学” 向“恋爱文学”转变的趋势的把握，也显示出鲁迅的敏锐与深刻。但行文中对创造社，对于由“革命文学”而转向“恋爱文学”的不良倾向的批评和嘲弄，也鲜明地在文中体现了出来。

【析】 这封信是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执教时写的，收信人是未名社的成员。时未名社已小有名声，《莽原》在社会上的影响日渐增大，所以鲁迅一开头就鼓励韦素园道：“只要稿、款两样不缺，便管自己办下去。”

接着谈到有关高长虹的问题，这也是此信的主要内容。《莽原》 初为周刊，鲁迅主编，附于北京 《京报》发行，高长虹就是鲁迅进行期培养扶植出来的青年作家。为了他，鲁迅没少花时间和心血。李霁野就曾亲眼而见，鲁迅熬夜为高校稿，甚至吐了血。1926年1月，《莽原》脱离《京报》，改为半月刊单独发行。当年下半年，鲁迅离京赴厦后，高长虹就与未名社争夺《莽原》，接着又在上海办起了 《狂飙》周刊，刊登广告说“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他还声称见过鲁迅 “不下百回”，藉此四处招摇撞骗。

作为一个先觉者，鲁迅对青年是十分爱护的，他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为了青年一代的成长，曾作了不少的自我牺牲。他甘作沃土，愿为人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然而他的善良与宽厚，在现实中却被一些利己主义的“伶俐人”所利用来作为沽名钓誉、捞取个人好处的资本。对于高的所作所为，鲁迅在信中轻蔑地说：“他的种种话，也不足与辩”。另一方面他又掩饰不住深感被人利用、控制的悲愤之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激动而又愤慨地写道：“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①

信中还提到另一件事，于此我们可看到高长虹之拙劣表演：尚钺的小说集《斧背》，原拟编入鲁迅所编《乌合丛书》之中，由于作者当时的年青幼稚，错误地轻信了一些心怀叵测之人的挑拨离间之辞，使他对“鲁迅先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默哑的抵触”②，他本人不好意思去，便托高歌将稿子从鲁迅处索回。为了这件事，尚钺多年后还感痛悔不已，曾去信请鲁迅谅解。高长虹明知故问，毫无道理地写信责难鲁迅先生，可见其卑鄙和无聊之极。

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上处于一个转折阶段。过去他把尼采的个性主义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加以改造、吸收，形成了自己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主导思想。在这封信看似平和的言辞中，可以看得出他在反思中的阵痛和给这封信带来的强烈愤慨基调。从高长虹事件中，他逐渐领悟和认识到自己进化论思想的缺陷，看到了像高长虹类似之人的存在决不是孤立的，绝不能再对青年一概而论，“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③、“我先前对于青年的唯唯听命，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来做些事……”④。于是，曾一度沉默的鲁迅，先后发表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新的世故》等文章，对高长虹的种种行为予以揭露，他还在神话题材的短篇小说《奔月》中，塑造了一个融入高长虹式的招摇撞骗的卑鄙小人——逢蒙，这些批评揭露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批评了高长虹，更重要的是抨击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具有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也显示出了他在总结自己多年战斗实践经验的同时，思想上有了进一步地提高。

【析】 此信写于1931年初。是年，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在白区，则全面发动了对进步文化的“围剿”。他们疯狂镇压革命文艺运动，逮捕杀害革命作家，左联五烈士等遭枪杀，鲁迅被列为逮捕对象之一。这封给韦素园的信，是鲁迅举家移居日人花园庄旅舍避难时写的。它们简短而精练的文字，深刻地揭示了当时黑暗的现实，表达了写信人的爱憎感情。

此信是历史与现状结合，论说与实际交织。信的叙事顺序是由近及远，远近结合，层层递进，步步深入。面对现实，文章先写这回谣言的内容，那就是鲁迅已成了“被拘的人”;再写谣言传播的范围，它由南到北，由上海至全国。反动派要逮捕和杀害革命作家，是谣言，抑或是事实？鲁迅用“上海确似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一句话，含蓄而有力地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作家的暴行。他还曾在七律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中，表达了对反动派的愤怒，寄托着对革命烈士的哀思。由此可见，鲁迅“被拘”之说，并非无稽之谈，乃是反动派迫害革命作家的一种阴谋与手段。追忆往昔，眼前的谣言纷起，事出有因，由来已久。鲁迅仅仅截取生活中一段时间为证，“我自到上海以来，无时不被攻击，每年也总有几回谣言”。他在1931年2月5日致荆有麟的信中写道：“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般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墨斯科，忽而被捕……”。进而指出谣言制造者们企图之所在。认为这些所谓“文学家”，如高长虹之流，以为除去鲁迅这块 “绊脚石”，他们的文章就 “光焰万丈”，且以文学史为证，揭露其除去 “敌手” 即可成“文豪”的荒谬性。他们甚至将造谣攻击的矛头，波及鲁迅之子海婴，“他生后不满两月之内，就被 ‘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两三回”，进一步揭示出反动文人对鲁迅攻击的凶狠与猖獗。“但他却不受影响，颇壮健”，表达了鲁迅在艰难中求索的勇气和对“骂”者的嘲讽。鲁迅清楚地认识到，反动派在武力征伐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文力的征伐。展望未来，鲁迅对这种造谣、污蔑、攻击与威胁，毫不动摇，针锋相对，“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并以对比的手法，反问的口气，提出“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显示出革命者不怕谣言，不畏攻击，对胜利充满信心。

此信娓娓而谈，言简意赅，促膝谈心，情真意切。多年以来，反动文人对鲁迅的攻击污蔑，接二连三，变本加厉。而这封书信，仅五百字左右，就将他们攻击的事实与企图，自己的感受与态度，表达得明确清楚，达到了言约而意丰的程度，使人折服。

在这封信中，鲁迅对韦素园这位年轻人，不居高临下，不拒人千里，而以拳拳之忱，促膝谈心的方式，在叙事剖理之余，寄寓着对年轻一代的希望和期待。“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十分肯定的语气，体现了鲁迅对未来的憧憬。尽管面对魅魍魉，他乃尽心尽力为未来铺砖添瓦，编辑苏联作家革拉特可夫 《士敏土》的插画集，翻译法捷耶夫小说《毁灭》等事实，证实并强调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的决心。最后，鲁迅劝慰韦素园“好好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它浸透着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期待、关怀和厚爱，更交织着爱国爱民的一片深情。遗憾的是，素园终因一病不起，次年八月病殁于北京。鲁迅在其墓记上题曰：“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