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这是鲁迅致曹白谈木刻的一封信。

曹白，本名刘平若，江苏武进人，木铃木刻社发起人之一。当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去延安。1933年10月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因从事进步木刻活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次年年底出狱。当时他在上海新亚中学任教。

这封信的第一部分(前三段)，主要谈对木刻展览会和进步木刻运动的看法。1929年，鲁迅就与柔石组织过“朝花社”，选辑西方木刻作品，出版《近代木刻选集》。1931年8月，日本木刻教员内山嘉吉到上海，给中国一向“无师”的野生艺徒们讲授木刻技法，鲁迅亲自作翻译；曹白参加的杭州“一八艺社”部分社员也赶到上海听课。但听讲回去以后，上海、杭州的不少木刻家即遭到逮捕和监禁，“一八艺社”也被迫解散。但他们没有低头屈服，又另组织了一个新的木刻团体——木铃社。据曹白回忆，这是继承“一八艺社”的革命传统而创办的；取名“木铃”，也含有杭州话“阿木令”，即 “呆子”的意思。木刻社成立以后，在艰难的条件下，举办过两期社员作品展览，共展出木刻作品近300幅，参观的人也不少。木刻内容多取材于工农和城市贫民的生活，因此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两次展览结束后，都出了作品集子，曹白先后都寄给了鲁迅。鲁迅收到第一本集子后很高兴，鼓励他们要努力搞下去。鲁迅收到第二本集子时，他警告说，你们要当心，不要太左，要注意内容，不然会招来国民党的摧残。这实际上就是劝青年们不要赤膊上阵，而应采取“壕堑战”。——不出所料，1933年10月8日，国民党警察局即以“宣传普罗文化，与三民主义对立”的罪名，把曹白、力群、叶洛三位艺社骨干抓了起来，木铃社也由此被迫解散。(参见张能耿：《鲁迅与曹白及力群(上)》，《绍兴鲁迅研究专刊》 总第8期)

总之，鲁迅在信的第一部分，殷切希望中国木刻作品既要展出，又要能形成一个团体，以便“互相观摩，得到进步”。这体现了他对刚起步的中国木刻运动的关怀和深深的期望。曹白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了，鲁迅是高兴、满意的。鲁迅特别指出，苏联的版画 “确是大观”，且“于中国有益”，认为可以作为中国模拟和学习的范本，这反映了他对新兴无产阶级木刻艺术的珍视与厚爱。

这部分还写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这也是包括曹白在内的许多朋友们所关注的。鲁迅承认有病，“脸色不好”，但多少还是说轻了一点；末句 “后来就无法可想”了，却透露出他自己也预感到病得不轻，很可能不治的心迹。……果然不出所料，写这信以后仅六个多月，鲁迅就与世长辞了。

这封信的第四、五段，主要谈自己的书，在国民党政府的禁锢下，出版发行很困难。“官老爷”“烧掉了”等语，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反动检查官内心的愤慨。但对曹白，却又十分热情地说，他要的《二心集》等几本书可以“奉送”，对如何去书店取书等等，都一一作了细致的交代。这不仅是对曹白个人的爱护，也是对他所从事的进步木刻运动的支持。鲁迅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这一段话，体现出鲁迅处境的艰难，生活的苦痛。鲁迅对木刻青年的遭遇是深知的，故以此语相安慰，也用以自勉。但总的说来，这一段话充满乐观和希冀，一切为了 “留给后来”，正是他从事革命文艺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对人生经验的一个总结。全句气氛积极向上，充满哲理，把它当作座右铭来读也不为过。

信的最后一部分(末段)，再次申明送的书和木刻集不要钱的理由。鲁迅经济并不宽裕，晚年完全以卖文为生，却如此慷慨地把一大批书送给曹白，充分体现对青年出自内心的抚爱和感人的“孺子牛”精神。曹白后来写了《写在永恒的纪念中》一文，清晰回忆与鲁迅通信见面的情景，并激动地说：“鲁迅的关怀，比自己的爷娘还好。”又说：“所谓 ‘爱’，我是一向不懂它的，而且我也没有尝到过。但和他 (按： 指鲁迅)通讯之后，我才算了解到 ‘爱’ 了。”

这封信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用笔不多却语重心长。全信不到千字，语言简捷明快，在平白质朴的话语中充满深情。信中既有热情赠书的允诺，又有对新兴木刻运动的期望，更有就人生问题对青年们的慰勉，不难看出： 鲁迅是向青年们捧出了一颗真诚的爱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