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

 是结合道家与儒家的思想学说，是这时期的支配思想。玄是深奥、玄妙的意思。儒家的《易经》、道家的《老子》、《庄子》被人们称誉为“三玄”,成为了玄学的理论根据。魏晋玄学的创始人是魏时的何晏和王弼，何晏的代表作是《道德论》和《论语集解》,王弼的代表作是《周易注》和《老子注》,都是发挥玄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他们根据道家的学说，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世界上的“有”都生于“无”;他们又结合儒家的学说，认为应该以“无”为本，以“有”致用。“无”指道家的“自然”,“有”是儒家倡导的“名教”。提出了糅儒道之说的“名教出于自然”的理论。宣称皇帝代表“无”而应顺乎“自然”,大臣代表“有”而执掌“名教”,用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维持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社会秩序。由于这一时期，封建统治在农民打击下摇摇欲坠，统治阶级内部倾扎尖锐频繁，因此思想情绪转趋悲观，产生了逃避现实的虚幻、颓废和放任的人生哲学，出现了与儒家相对立的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玄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嵇康反对儒家的礼乐名教，他也不同意玄学中关于“名教出于自然”的提法，认为这是以自然的人性论来证明六经的合理性，指出以六经为准，以孔周为关键的经学教育，不仅束缚了人性，而且窒息了自己的思想，尤其经学教育繁琐的考证，影响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真理的探求。在他看来，六经是污秽，仁义是臭腐，是违反自然的，只有跳出六经的樊笼，放开眼界，“越名教而任自然，才能建立适合时代需要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观和价值观。他反对儒家的礼教束缚，要求解放，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后来宋代理学的教育哲学，起过一定的启发作用。但他生逢乱世，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中，联络一批清谈家，提出“人性以从欲为欢”,并以避世放诞的行为，反对政敌利用名教进行统治和对异己的迫害，从而也反对了一切文化知识和人类社会必要的伦理道德、礼节和纪律，也正是士族腐朽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魏晋玄学Wei jin xuanxue

魏晋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随着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和汉王朝的瓦解，儒学逐渐趋于衰微，一些士大夫开始从道、名、法诸家学说中发掘有用的思想资料，从而动摇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曹操提倡名、法，公开否定儒家说教，更有利于各种思潮的活跃。曹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王弼阐发《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因《老子》等三部书后来被称为“三玄”，故这个流派遂被称为玄学。何、王以探究宇宙本源为主要课题，从《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出发，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晋书·王戎传从弟衍附传》)意思是说，“无”是超越物质性的世界本源，它不仅创造万事万物，而且是人生的根本。贤者能因之成就高尚的道德，不肖者能因之明哲保身。同时，他们走上综合儒道的道路，宣称名教出于自然(“自然”即“无”)，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面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举行论辩来阐释玄理。后一种方式即所谓“清谈”。清谈一般分主客双方，谈主阐述自己的见解，谈客提出质疑，经过数番诘辩。这是玄学发展的特殊方式。由于何、王出身高贵，身居显职，而言及玄远、神采飘逸，博得官僚士族的赞誉和竞起仿效。玄学之盛还在于魏晋之际曹氏、司马氏之争愈演愈烈，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为了避祸，名士们谈玄以逃避现实，阮籍“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嵇康虽稳居林下，拒不仕晋，但平时“无喜愠之色”(晋书《嵇康传》)，十分谨慎。他们在生活上则放荡不羁，颓废没落，及时行乐。玄学对于打破儒家思想的禁锢有一定作用，玄学的思辩形式也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玄学亦强烈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腐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