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纯上

马静，字纯上，人称马二先生，浙江处州府生员，八股选家。他的原型是作者的“至交”冯粹中。据现有传记资料，冯粹中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一方面他是水利专家，曾裹粮徒步考察沿河各地，写下《治河前后策》，为他立传的《滁州志》把这当作他一生最值得称道的事，但吴敬梓却弃而不取。另方面他是一个虔诚的八股信徒， 住在钟山书院时， 每次都带着年轻的吴烺（吴敬梓长子）乘夜行船到滁州去应岁、科考。他死后十三年，吴粮还怀着深情回忆那段经历，描下他朴诚而迂拙的形容： “老辈难忘冯敬通，鞭驴挟策逐秋风。”也许正是由于迂拙吧，他久困场屋，一生清贫，垂老刚刚中举就客死京城，所以金兆燕哭他： “浮名三十载，此日竟何存？淡墨才书姓，虞歌已在门。”程晋芳感叹道： “臣朔侏儒饥羡饱，泾流渭水浊兼清。功业词章竟何有，令人惆怅薄科名！ ”在朋友们眼中，这是一个虔信科名而终被科名所误的迂儒。吴敬梓写小说时冯粹中虽未必去世，但其人的基本遭际和基本性格已给作家留下深刻印象，吴敬梓从自己的创作意图出发，根据自己的感受，以冯粹中的这一侧面为核心塑造了马二先生的形象。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艺的虔诚信徒，即使几十年科场不利也毫无怨尤之心，既不走歪门邪道，也不搞投机取巧，一丝不苟地秉承八股的正宗衣钵，恪守制艺的真精神，作者对他的针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弄虚作假的科场骗子，装腔作势的八股选家，我们还可以把他们视作个人的品性问题，也许他们是借八股以行骗邀名者，对他们的批判不一定就是对八股科举本身的批判。可是马二不同，他是八股科举的正宗代表，针砭了马二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的正宗精神，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制度本身！
一开始，他对举业就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他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功令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他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地劝匡超人；
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则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是八股科举制度的直接产物。
通过一定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材，授以官职，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科举制度在隋唐出现的时候，比之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也是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到了明清时代，走向没落的地主阶级，为了强化业已腐朽的封建制度，变本加厉地推行文化专制政策，镇压和愚弄双管齐下，他们把科举制度套上八股制艺的僵硬躯壳，规定以《四书》、《五经》的语句命题，以《四书》朱注为立论的根据，他们只准应考者按题阐述经文的义蕴，摹仿孔孟程朱的语气，“代圣贤立言”，既不许发挥自己的见解，又不许称引三代(夏、商、周)以下的事情，更不许联系现实社会的政事，完全成为程朱理学的应声虫。文章的格式也有刻板的规定，一篇一定要分为八股，每一股乃至每一句都要死守固定的格式，应考者只能按格式把儒家经书编串起来填进去，鹦鹉学舌似地发一通空洞迂腐的陈辞滥调。没落的封建统治者就用这样的八股举业桎梏读书人，从而收到寓镇压于愚弄之中的效果，它的危害，已为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所识破并广加揭露抨击，可以说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但马二先生却依然由衷地称赞八股取士“是极好的法则”，过去的岁月巳在科场中虚掷，未来的生命仍无保留地交付给八股选政，死心塌地地做八股拜物教虔诚而狂热的传教士，用极严肃的态度对待已失去严肃性的事情，强不美以为美，强不智以为智，拿着一篇根本称不上文章的八股文，可以摇头晃脑地“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以为这就是做学问的真谛，以为这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这是可笑的，又是可悲的。
八股科举与程朱理学相互为用，互为表里，八股迷的灵魂是一片黑暗的封建王国。马二的举业宣传渗透着封建的说教，开口 《孝经》，闭口“曾子”，讲的尽是“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显亲扬名才是大孝”之类的腐臭道理。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隙。他批八股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前者是《朱子语类》，后者是朱熹的《四书或问》——总是跟在朱熹屁股后亦步亦趋。他著书就“著 《春秋》”，读史就读 《纲鉴》。他解释 《诗经》，只知道遵照官定的举业读本《永乐大全》，他赞叹风景，只知道引用 《中庸》里“载华岳而不重”之类的陈腐句子。他的脑海再也吹不进一丝春风，唤不起半丝涟漪，任何“有碍于圣贤口气”的东西他都绝对排斥，以防“坏了心术”。就这样他养就了十足的奴性，成为封建统治者恭顺的奴才，在西湖，他无意间走进御书楼，发现楼上有仁宗皇帝的御书，他“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认乎其真地要行臣子见皇上的大礼，“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只差没有山呼万岁！封建纲常观念已经沦肌浃髓，刮骨难销！
八股迷的灵魂不仅弥漫着君臣大义，而且充塞着男女大防。马二执拗地不与女性打交道，恪守授受不亲的礼教箴规，这个四五十岁的壮汉，就象《牡丹亭》里的陈最良一样，“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接近异性。是的，游西湖时他曾三次看女人，但那都是“不在意里”，是潜意识的本能反应，而且都是在远处，及至她们走到跟前，马二先生就“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他自觉地遵循“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克制“食色性也”的本能冲动，躬践“非礼勿视”的礼教箴规。
封建的蒙昧主义窒息了爱美的天赋，戕害了审美的机能。对于美文学，马二先生固执地嫉视，严厉地排斥，弄得连李清照是何许人都不知道。“马二先生游西湖”活画出一副颟顸酸腐的嘴脸，活现出一颗庸俗卑琐的心灵。面对着“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西湖景致，他视而不见，“全无会心”，茫无头绪地乱撞一气，倒是各式各样的肴馔惹得他嘴馋，在短短一千来字的游记里，作者五次写他被饮食留住脚步，但却没有一次写他领略到湖光山色之美。对于肥羊糟鸭，“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掏几个钱买点心吧，如鲁迅所说，又 “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茫茫然大嚼而归” ( 《中国小说史略》 和 《集外集·选本》 ) 。
八股世界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科场士人成为遨游于三代之上，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脱离，与革新政治的进步思潮相隔绝，根本不探索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既不接触自然科学，又不学习实际技能，连社会知识也贫乏可怜，往往成为不通世务迂腐朽拙的“老阿呆”。“马秀才山洞遇神仙”生动反映了八股愚民的恶果，偌大一个海内知名的八股选家，求签、降乩不算，居然还相信有活了三百多年的神仙，相信这样的神仙有“缩地腾云之法”，有点铁成金之术，心悦诚服地充当洪憨仙行骗的工具。
吴敬梓写马二，不采取过分夸张、漫画化的手法，他用准确而客观的白描，按现实生活本来的样子，把马二当作八股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来描写，不仅写出他的庸俗迂腐，还写出他所蕴含着的人性的温馨。对匡超人，虽萍水相逢，而真心实意地劝导、爱助。对蘧公孙，虽是初交，却不惜罄囊为之销赃弭祸。对洪憨仙，明知受骗，仍捐资为之装殓、送殡。真不愧是“有意气，有肝胆”的“正人君子”。吴敬梓透过他忠厚诚笃的君子风（对此作者是赞许的），捕捉到了愚昧朽拙的迂腐气（对此作者是嘲讽的），前者说明他本来可以是有价值的人，后者表现他实际上已成为无价值的人，撕破无价值的，具有喜剧性，是对八股的批判；原有的价值被损伤，又具有悲剧性，也是对八股的批判。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典型意义的深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