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论》

北宋秦观作。作者把文章分为五类，即“论理之文”，“论事之文”，“叙事之文”，“托词之文”，“成体之文”。这主要是就内容的性质与表达的方法来划分的，自然未尽妥当，甚至在概念上有互相交叉之处，但也有其开创性，而且比明人宋濂所采用的“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的两分法要细密得多。本文对上述文章类型一一作了解说，认为列子、庄子的著作是“论理之文”，苏秦、张仪的文章是“论事之文”，司马迁、班固的作品是“叙事之文”，屈原、宋玉的作品是“托词之文”，囊括诸家的韩愈的作品则是“成体之文”。文中对“论理之文”与“论事之文”的论列同作者“文以说理为上，序事为次”(《通事说》)的观点有关，而且可以看出“理”的内涵主要是指列、庄的道德、性命（指人的禀赋和命运）。作者注重事理，并不轻视文辞。对其中最富于审美特征的“托词之文”作了这样的概括：“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这里涉及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观照，把审美对象化为审美形象的艺术手段，以及读者的审美情感等。他所推尊的韩愈的“成体之文”，也包括“托词”在内。说韩愈的文章集各体大成是宋人的共识，至于说包括列、庄、苏、张，则是作者的新说。事实上，韩愈所矜重的是孔孟之道，与列、庄不同，与苏、张更是了不相涉。作者只是夫子自道，这与他的事理说，与他重事功的人生观都有密切关系。作者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思想主要来自苏轼、苏辙兄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