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让赃污案

陆让，仁寿年间(公元601—604年)为番州（今广州）刺史，在任期间，贪污聚敛，“赃货狼籍”，被州司马奏举。文帝派使按治，经验证皆属实，于是将其逮捕，押送长安。文帝亲自加以审问。陆让称冤不认罪。于是文帝又命治书侍御史重新审理，仍皆属实，“状不易前”。文帝乃命公卿“议之”，都认为，陆让之罪当判死刑。文帝下诏准其议奏。临刑那天，陆让的母亲冯氏，“蓬头垢面诣朝堂”，当众数落陆让说，你没有立过汗马功劳却位至刺史，不能尽忠报国，以答谢主上鸿恩，却违反国家法令，贪赃聚财。如果说是州司马诬陷你，百姓、百官也不会人人都诬陷你。如果说是皇上不怜悯你，为什么又让治书侍御史覆按此案。你这不忠不孝者，你什么面目再作人。于是又痛哭流涕，并持粥盂，劝陆让吃。然后，又上表求哀，“词情甚切”。文帝不禁“为之改容”，独孤皇后也“甚奇其意”，为之求情。治书侍御史柳彧进言说：“冯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杀之，何以为功”。文帝于是召集京城内士庶于朱雀门，派舍人宣读诏书，说：“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范，慈爱之道，义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奖风俗。（陆）让可减死，除名为民”。同时又下诏表彰陆让母冯氏的德行，并赐其五百段物“以宠异之”。本案一方面表现了隋代法律中礼与德的作用，以母之德而免子之死；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对官员如刺史犯贪污罪的司法程序，先遣使按问，皇帝“亲临问”，不服又令侍御史“抚按之”，最后又命“公卿百僚议之”。待一切验证后，临刑还允许其母亲与之诀别，这种优遇臣下的制度对唐代法律有着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