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论

近代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造铁路，发展交通运输业，进而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思想。洪仁玕在《资政新篇·法法类》 中提出鼓励富民投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等业的主张，要求“兴车马之利”，制造“利便轻捷”的“火轮车”，修筑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以为全国之脉胳”。其后，一些热心洋务的官僚和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提出建造铁路的主张，对兴办方式，观点不尽相同。有的人宁可借洋债将路权拱手送给外国侵略者，而不愿让商民染指。也有人倾向于仿照西方国家，准许民间自由兴办，如郭嵩焘认为火车“转运速，可以处堂户而坐制万里之外”(《铁路后议》)，应大力兴办。但修建铁路“所费过巨”，“非能专以国家之力任之” （同上），如果由国家兴办，不仅力有未逮，而且“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结果必然是“利未兴而害先见” （同上）; 而由民间商办，可集巨资，其事易成，国家也可分获其利。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认为，铁路运输的发展将促进工商业的繁荣，进一步要求广招商股，同时给商民以一定的经营管理权。近代修建铁路的主张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光绪六年 (1880年)、刘铭传修造铁路的建议一经提出，即遭攻讦。一些顽固保守人士认为“铁路一开、大众失业”，“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 《洋务运动》 第六册，《周德润奏》)，并攻击中国修筑铁路、兴办新式企业是浪费国帑，为洋人盘剥提供方便。甚至认为修建铁路会切断地脉，惊动鬼神。刘锡鸿列举铁道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人士深深体会到铁路运输对促进工商业繁荣的重要性，主张大力发展铁路运输。孙中山以铁路作为振兴实业的中心，指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少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 《孙中山全集》 第2集)。在1919年又在 《实业计划》 中提出，在全国建造10万英里铁路，以中央、西北、东北、东南、高原等五大铁路系统，组成一个把全国联系起来的铁路运输体系，连接沿海商埠，贯通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