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刍言

242 钱币刍言

王瑬(1786—1843)著。原名《钞币刍言》，成书于1828年，1831年刊行；1837年修改再版时更名《钱币刍言》，并与《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一起刊印。宣扬名目主义货币理论，认为“银钞皆同”，即金属货币与纸币完全相同，国家的权势可以创造纸币的价值，发行多少纸币，就等于创造了多少财富。列举发行纸币大利22条，主张无限制发行不兑现纸币，以解决当时一切社会矛盾。提出发行面额一贯至一千贯的大钞，兼铸当百、当十大钱，与当一钱并行，禁银为货币。《钱币刍言》的货币观点是荒谬的，实质是搜刮人民财富，曾受到当时的包世臣、魏源、许楣等人的批驳。

钱币刍言

清代论述货币的著作。清王瑬著。王瑬(1786—1843)，初名仲鎏，字子兼，一字亮生。江苏吴县人。中过秀才，未任过官职。
《钱币刍言》是中国货币思想史最早的一本专著。作者大量地、系统地搜集了前人关于纸币的议论和史实以及当时讨论纸币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关于纸币流通的主张，引起了较广泛的争议，在当时颇有影响。
当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走私进口鸦片，使得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加剧了清朝的财政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该书主张无限制发行不兑现纸币，其票面额由一贯至千贯，“大钞惟准易小钞”，不能兑现，只有“小钞方准易钱”(《附钞币问答三十》)。发行纸币的基本要求是由君主“操钱币之权”，具体地讲即“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钱钞议一》)。发行纸币以吸收流通中的白银，禁止使用白银为货币，以纸币代白银作巨额交易往来之用；用纸币收买民间铜器以铸钱，禁止民间设立铜铺及进行铜器买卖，铸造不足值的当十、当百大钱，小额交易仍以铜钱作为补充的流通手段。认为君主把握了发行纸币之权，即“操不涸之财源”（同上），能够满足财政开支的需求，“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同上）。同时以纸币取代白银作为流通手段，“尽易天下百姓家之银”，使“天下之银必悉入内库”(《续刻·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这里触及到了发行不兑现纸币须同时控制流通中原有金属货币及币材的问题。因此，该书认为一旦发行不兑现纸币，外国就得不到白银，即使白银外流也不足为惧，因为“银既不为币，纵使尽入外洋，亦与中国无损”（同上）。
此书在理论上的根本缺陷是否认货币有内在价值，认为纸币的价值是国家利用其权力规定的。
对于此书的观点，当时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现在对此书的评价也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它代表了一种以增加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为目的搜刮民财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它广泛综合前人之说，合理的和错误的意见兼而有之。
此书初名《钞币刍言》，于道光八年(1828年)写成，十一年刊行。后又修改增订，因其内容“兼及钱法”，故改名，并于道光十七年和《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一起刊印。有苏州艺海堂刻本。

钱币刍言

书名。原名《钞币刍言》，清王瑬著。道光八年(1828年)作，十一年刊行。道光十七年修订为本名。有《钱币刍言续刻》和《钱币刍言再续》。认为纸币等同金属货币，其发行能解决当时一切社会矛盾。“言乎银有形质，则钞亦有形质；言乎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则银钞皆同。”、“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主张无限发行不兑现的票面额从一贯到千贯的纸币。本书曾受到包世臣、魏源、许楣等人的批驳。参见“王瑬”。

钱币刍言

中国清代研究货币的著作。原名《钞币刍言》，由清代王鎏(公元1786年～1834年)于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作，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刊行，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重新修订，改名为《钱币刍言》。以后又刊有《钱币刍言续刻》和《钱币刍言再续》两书。嘉庆、道光年间银贵钱贱，政府财政困难，于是有人提议行钞，王鎏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上述各书中提出了“行钞法”的具体建议，主张发行面额1贯到1000贯的纸币，另铸铜钱三等，即1文、当十和当百，1贯以上用钞，1贯以下用钱；禁止白银作货币，民间藏银可向政府兑钞。他用名目主义观点解释货币，宣称“惟行钞则能国家尽有天下百姓之财，又人人顿获二分之利”。他列举了行钞大利22点，如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钞值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去民心之诈伪；货物壅滞之处，以钞收之，物价必平，则致百物之流通；造钞有局，办钞有人，且因财足而兴水利，务工垦，则广谋生之途径等。为清政府无限发行纸币制造论据。《钱币刍言》刊行后，受到当时的包世臣、魏源、许楣等人的批驳。

《钱币刍言》

书名。清王著。原名《钞币刍言》，道光十一年( 1831 )刊行。后毁版重写， 改名《钱币刍言》，道光十七年刊行。并刊有《钱币刍言续刻》和《钱币刍言再续》。《钱币刍言》分《钱钞议》《私拟钱钞条目》、《先正名言》、《友朋问答》四部分。《钱钞议》共十篇。提出行钞大利二十二条。第一条认为“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钱币刍言》等书鼓吹无限制发行不兑现纸币，否定滥发纸币会导致物价上涨，把发行纸币说成是能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独传之秘宝”(《钱币刍言续刻·上何尚书仙槎先生书》)。书中的货币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彻底、系统的名目主义理论。《钞币刍言》和《钱币刍言》刊行后，曾受到包世臣、魏原、许楣等人的批评。

《钱币刍言》

清代王瑬 (1786—1843) 于道光八年 (1828年) 所撰反映其货币思想的一部专著。原名 《钞币刍言》，道光十七年修订本改为《钱币刍言》，并有 《续刻》、《再续》与之合刊。它是我国货币思想史上最早的一本专著。全书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钱钞议》，是王瑬对其主张所作的一些理论论证。第二部分 《拟钞条目》，拟定了发行纸币和铸造大钱的具体措施。第三部分 《先正名言》，汇集历史上主张发钞的言论。第四部分 《友朋赠答》，是为推行其主张与当时一些显要权臣和知名士人往来的信件。《钱币刍言》提出的货币方案是： 行钞、禁铜器、铸大钱和禁银为币。发行一贯至千贯的大钞，并铸当十当百大钱及当一小钱； 流通中大数用钞，小数用钱； 以钞收买民间铜来铸大钱，禁止民间买卖铜器以防私铸； 以钞易民间银，禁止以银为币。王瑬把“必君足而后民足”作为解决财政货币问题的信条，宣扬“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欲操钱币之权，必也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以名目主义观点解释货币，认为银与“钞都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否认银钞有“虚”“实”之分，把金属货币与纸币完全等同，否认货币具有内在价值。认为发钞可以无视流通领域的需要，不限数量，并把发钞当作取之不尽的财源。宣称“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唯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甚至认为造钞之数，可以达到“使国家常有三十年之蓄”。公开宣扬：“诚试使钞，而纸皆化为百千万亿之金钱”，“能使国家尽有天下之财”。所以其行钞方案实际上是根据封建国家财政需要无限发行纸币，实行通货膨胀的方案。王瑬不仅把他的主张视为“理财之上策”、“独家之秘宝”，并且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主张，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洋钱耗蚀、鸦片贻祸、边疆起衅、“邪教”、“逆谋”、胥吏侵渔、官吏勒捐、仕途拥挤、盐漕积弊、商贾诈伪等都可以一扫而空。将其货币方案的作用简直夸大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钱币刍言》 出版后，先后受到包世臣、魏源及许楣等人的批驳，同时也有“中朝言事之臣，颇采用君书以进”，或“宝藏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