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论文。吴晗撰。刊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1932年，我国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本，出版后，立即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继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一文，吴晗又发表了此文，对学术界震动很大。文章重点讨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兼论《金瓶梅》写作的社会背景。全文近三万字，分五个部分：《金瓶梅》的故事；王世贞父子的被祸与《清明上河图》；《金瓶梅》非王世贞作；《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金瓶梅》的社会背景。作者运用详尽的史料，对历代沿习的《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各种附会传说作了历史的考察和论证，指出它们“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而来，并对其原因作了说明，从而有力地否定了旧说。同时，作者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从“太仆寺马价银”、“佛教的盛衰和小令”、“太监、皇庄、皇木及其他”等不易被人注意但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之处，推断《金瓶梅词话》是明代万历中期的作品，它的成书时代“大约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中(1582——1602)，即使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过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文章史料详尽，论证有力，说理透彻，辨驳有据，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的一篇著名的力作。尤其是对作者及著作时代问题的考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仍为多数研究者所称赏。它和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一文，共同奠定了现、当代《金瓶梅》研究的基础。也有论者持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