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钱轻银论
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山西巡抚靳学颜主张铜钱流通，反对用银的观点。靳学颜突出强调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他说：“臣闻钱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废者。一日废，则有枯槁之虞。” 《明经世文编》 卷二九九，《讲求财用疏》) 他认为货币的作用就在于流通，因此银和钱同样都能发挥作用：“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耳。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同神者，犹云南不用钱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则一焉。今独奈何用银而废钱？” （同上） 其实，即使从流通手段考察，银和钱的作用也有区别，大宗贸易用银比用钱要方便，何况货币不只是流通手段。他指出用银有利于豪右，“银独行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贵则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而豪右者又乘其贱而收之，时其贵而粜之。银之积在豪右者愈厚，而银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逾数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 （同上） 而用钱则不利于“奸豪”：“一曰盗不便，一曰官为奸弊不便，一曰商贾持挟不便，一曰豪家盖藏不便。” （同上）靳学颜认为白银流通的自发力量，影响了封建统治者权利的旁落，只有用钱才能使人主掌握货币权力，“夫用钱则民生日裕，铸钱则国用益饶，此裁成辅相之业，惟人主得之”，“故又曰钱者权也； 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乎天下，奈何废而不举？” （同上） 针对“民不愿行”等困难，提出行钱应“自贵近始”，特别要“自朝廷始” （同上）。主张除田赋仍用银外，国家的其他收入则以钱为主，支出也扩大用钱范围。靳学颜的重钱轻银论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就其不彻底的用钱主张而言，也不可能完全付诸实施。白银自元以后作为法偿货币的范围和作用日益重要，明中叶以后，白银实际已成为重要的法偿货币，不仅民间以银为主币，政府也肯定它的法偿能力。白银与铜钱两种金属货币并行流通的既相扶又相妨的矛盾状况，引起思想家们的争论，一些被认为是较开明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也受传统的以钱为宝的观念的束缚，着眼于废银。从货币思想史的角度说，它体现了一种保守的自然经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