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

 儒家文化，是在“以农立国”的土壤上生长发育的，所以对农业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阶段，华夏先民即已完成了从渔猎向农耕的过渡。在儒家的早期经典中，便有重视农业的许多记载。《尚书·无逸》劝诫统治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诗经》以农神后稷为先祖，赞扬他不分疆界，传授农耕技术。到了春秋时期，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齐鲁地区已实行一年两熟制。十分重视历史、关心民生的孔子对农业也十分重视。《论语·宪问》记载，南宫适赞赏禹、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孔子夸奖南宫适是个尊尚道德的君子。孔子论政时，把“足食”放在第一位(见《论语·颜渊》)。他说：“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和先秦其他各家一样，儒家十分重视农业问题，把它看成是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的重要条件。孟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建议实行井田制，给农民以私有土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财”,同时“省刑罚，薄税敛”,使“黎民不饥不寒”,能“衣帛”、“食肉”(《孟子·梁惠王上》)。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同上)对于知识分子(士),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对于商人要减轻他们的负担；对于负贩的商人不要征税；对于耕者恢复井田制度，而不要另外的赋税；对于城市居民免除他们住宅的税。孔孟的重农思想确实是抓住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好概括。在以农立国的中国，一旦遇到大规模的天灾人祸，人民啼饥号寒，社会动乱也就不远了。
 在宣传“重农”的同时，许多儒生还主张“抑商”。先秦诸子(除孟子外)大都对工商业者持排斥贬抑态度。春秋时代，商贾被列于四民之末。韩非明确地称商工之民为五蠹之一。后世儒家也基本上持此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工商害农。他们认为，工、商业是非生产性活动，经营工商业的人多了，务农者就少了，所以，“工商重则国贫”(《荀子·富国》),“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危”(《商君书·农战》),而且工商者费力小而赢利多，“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因而必须“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管子·轻重乙》)。这是抑商的经济原因。二是认为工商兴则民风坏，在小农经济社会，平均主义有着广泛的市场。孔子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工商业者牟取暴利，会造成分配不均，好智多诈，会破坏淳朴的民风，使社会难以治理。只有“归心于农”,才能使“民朴而可正也”(《吕氏春秋·上农》)。这是抑商的政治原因。三是“德本财末”说。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义轻利。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奠定了儒学义重于利的价值取向。后来的儒者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孟子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孟子·梁惠王上》)。对于一个仁人君子来说，仁义比生命还重要，其他物质利益与义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了。宋明理学家们把“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作为处理义利关系的准则，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一三)。儒家把人的价值归结为道德价值，把“立德”放在“立功”、“立言”之前，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样，自然也就贬斥以利为目的的工商业者了。朱熹与代表地主商人利益、坚持“农商一事”、主张扶持商贾的陈亮、叶适在义利问题上的对立，就是他们在价值取向问题上的对立的反映。这是儒家抑商的伦理道德原因。
 儒家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虽然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封建统治的巩固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在商人地主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这种“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起了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阻滞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育的恶劣影响。中国近代的落伍，与“重农抑商”的思想及政策导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重视的方面

把重点放在某方面：着(着重；～手；～想)　注重　置重
　着重某方面：踦（踦重）　侧重　偏重　偏向　畸重　觭重　置重　趋重
　加强领导，特别着重某方面：抓(～生产)
对事物有所偏重：畸轻畸重　偏重畸轻　偏轻偏重　畸重畸轻　觭轻觭重
重视德行：贵德
　重视道德修养：好脩
重视人才：牵马坠蹬　称贤荐能
　君主或高官重视人才：敬贤下士
　非常重视人才：爱才好士　爱人好士　爱才若渴　怜才若渴
重视农业：重农　重丰　贵本　强本　崇本　敦本
　重视农业，轻视商业：重农抑商　重农轻商　贵农贱商　崇本抑末　重本轻末　重农轻末　重本抑末　敦本息末　抑末敦本　厚本抑末
重视工商业：贵末
重视音乐教育：贵乐
诗文、绘画创作重形式轻内容：离神取貌得貌遗神
辞赋家在写作时非常重视音乐韵律：咀征含商
重视友情：敦友
　重视友情，不使人为难：讲交情
重视恋人或伴侣而轻视朋友感情：重色轻友
重视义气：重义　重气
重视名分：敬分
　重视名誉：崇名　重名
重视生命：尊生
重视根本的，放弃无关紧要的：崇本弃末

331 重农抑商

亦称“重本抑末”。中国历史上主张重视农业，抑制或轻视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始于战国，最初由李悝在帮助魏文侯变法时提出。认为农事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是国家之本；手工业奢侈品的生产和商业会伤害农事，使得国贫民侈，应劝农禁商。其后，商鞅和《管子》的作者又进一步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源和进行兼并战争的物质基础，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必须以农业为本，实行农战结合，而手工业奢侈品的生产和商业是不创造财富的“末”，必须加以抑制。到战国末期，韩非针对一些工商业主的投机活动，明确地把“末”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工商业，正式提出“重本抑末”的主张。以后本末就成为农业和工商业的通称，重农抑商学说也盛行起来。在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战国变法的诸侯国已开始采取抑商政策。秦和汉初，在政策上反映更为强烈、系统和完备。秦始皇在琅玡台刻石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初公开推行贱商令，对商人政治上贬低，经济上侵夺，法律上限制。汉以后各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是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对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极作用也日益突出，它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汉起已有人抨击，南宋以后反对的人逐渐增加。到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提出重商或重工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学说，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逐渐被人们所抛弃。

重农抑商zhongnong yishang

又称“重本抑末”或“强本弱末”。中国封建社会主张发展农业而对工商业实行限制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战国时地主阶级代表李悝、商鞅和《管子》作者等认为，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以及积累和财政收入的源泉，又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主张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商鞅把农业（包括家庭纺织业）称为“本”，把奢侈品生产和流通称为“末”，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以后“末”就逐渐成为工商业的通称。西汉时，出现“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强本弱末”等同义词。重农抑商对地主阶级有利。到近代，地主阶级顽固派坚持重农抑商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

重农抑商

或“重农抑（轻）商。”中国历史上主张重视农业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战国时期李悝、商鞅和《管子》作者等，认为农业是衣食和富家、强国的源泉，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主张以农为本。商鞅、《管子》作者和荀子等称农业（包括家庭纺织业）为“本”，把流通和奢侈品生产称为“末”，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重“本”轻“末”。韩非把“末”的概念扩大为整个工商业。他们对抑商程度的认识不同。但商鞅以后，中国封建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致使商品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后世反对抑商的人渐多，到近代，反对抑商包含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

重农抑商

汉初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中重农政策的主要内容：（一）复员军队，士卒均给予土地、宅舍。（二）号召逃亡人口回乡， “复故爵田宅”。（三）减轻田租，一律实行十五税一。（四）释放因生活困难而自卖为奴婢的人。抑商政策的主要内容：（一）商贾及其子孙不得入仕做官。（二）商贾不得占有土地。（三）商贾不得穿锦、绣、絺、紵、罽等名贵的丝、葛、毛织品制作的衣服， 不得乘车、骑马和携带兵器。（四） 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

重农抑商

亦称“重本抑末”、“强本弱末”。中国历史上主张重视农业而抑制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根据农、工、商三业在封建经济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将其划成“本”和“末”两大类别，这是战国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大特征。“本” 即 “本业”，又作“本务”或“本事”，指农业和与之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旧称“耕织”或 “农桑”。“末” 即“末业”(又作“末作”或“末事”)，初指手工业奢侈品的生产，其后将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并称为“末”，后来扩大到整个工商业。西汉以后“末”更多的是指商业，“末”的内涵的演变，反映了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主张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重农抑商”经济思想，在宋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而在战国时期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魏相李悝是首先将“重农抑商”主张应用于社会改革的思想家。他主张把农业和家庭纺织业放在首位，认为 “农事害”是“饥之本”。“女工伤”是“寒之源”。“不禁技巧（指奢侈品生产）则国贫民移。”(《说苑·反质》)。荀况提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荀子·富国》)主张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增加财政收入，达到富国富民，否则“工商众则国贫”。（同上书）。韩非也指出：“富国以农”，“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韩非子·诡使》)他把“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针对一些工商业主粗制滥造囤积居奇，“而侔农夫之利”的活动，斥之为社会的害虫“五蠹”之一。商鞅也认为农业不仅是衣食和富家、富国之源，又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他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商鞅变法中规定：努力耕织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从事工商业的人，可能沦为奴隶。对农业轻税，对工商业重税，实行“以粟出官爵： (《商君书·新令》)。但是，先秦思想家并非全盘否定工商业的社会职能。荀况说：“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器械”。(《荀子·荣辱》)西汉商业发展，商人势力增长，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西汉政府实行“抑末”的政策。汉武帝对推行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等政策，以打击商人资本，增加财政收入。到东汉末，王符提出农工商各有本末的理论，他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潜夫论·务本》)宋以后，反对重本抑末的思想家渐多。南宋叶适指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认为“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是’“世儒不察”所造成的，并指出工商皆本，而迷信、倡优、奇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的行业为末。(《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到近代，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提出了重商或重工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理论。

重农抑商

中国历史上一种主张以农为本，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战国时李悝、商鞅、荀况等思想家都把农业看作衣食的来源、战争取胜的基础。他们认为，要实现富国强兵，必须对与农业争夺劳力的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抑制。他们把农业 （包括家庭纺织） 称为“本” ，把奢侈品生产和商业称为“末”，认为“末”虽有其社会职能，但如果过多的脱离农业，流入工商业，必将影响农业。韩非继承了商鞅、荀况等人的观点，并把“末”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工商业。此后，便以本末作为农业和工商业的通称。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有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这种消极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突出。西汉以后不断有人进行抨击。到了近代，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提出反对抑商，从理论上论证了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重农抑商

即“重本抑末”。

重农抑商

中国历史上主张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的经济思想。战国时李悝认为，农业是财富产生的唯一源泉，“农伤则国贫”，主张禁止奢侈品的生产， “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商鞅和《管子》作者认为，农业是衣食和富家、强国的源泉，又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主张以农为本。他们把农业视为“本”，奢侈品生产和流通视为“末”。提出必须抑商和禁末，以保证农业劳动力和农民的积极性。荀子指出“工商众则国贫”，提倡“省工贾，众农夫”。韩非子将工商业统称之为末业，把工商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自此之后， “末”就大体上成为工商业的通称，出现“重农抑（轻）商”、“重本抑（轻）末”、“强本弱末”等词。南宋以后，反对重农抑商的人渐多。近代，反对抑商包含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