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日军在枣宜战役中占领了长江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宜昌，但宜昌以下至岳阳段的长江航道仍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下，而长江北岸汉口、沙市、岳阳间的三角地带也有中国军队驻扎，对华中日军构成威胁。日军在1942年底搁置进攻四川计划后，驻华中的第十一军于1943年初谋划发起“江南歼灭战”(即中国所称鄂西会战),打击宜昌至岳阳间长江南岸的中国军队，其作战目的之一为打通宜昌至岳阳间长江航道，使停泊在宜昌的十多艘总排水量达1.6万吨的轮船能够沿江下航，以增强军事运输能力。但据日军第十一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说，第十一军作战的真正目的是歼灭长江南岸的中国野战部队，提出打通航道仅是为了获得大本营对此次作战的批准，因为大本营对驻华日军的进攻作战有严格的限制^[1]。
 为排除对长江南岸中国军队作战时的后顾之忧，日军在1943年2月先对长江北岸的三角地带发动所谓的“江北歼灭战”,击溃占据这一地带的中国军队，并南渡长江，占领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4月中旬，日军着手部署对洞庭湖以北地区至宜昌长江南岸中国军队的所谓“江南歼灭战”。洞庭湖北岸至宜昌附近地处鄂西和湘鄂交界处，地形复杂多样，反差极大。该地区东部洞庭湖与长江之间河港纵横，湖汊交错；而西部宜昌南岸地区山势险峻，山高多在1500米—2400米；连接两者的中间地带则丘陵起伏，江河横贯其间。日军第十一军依地形将战役分为三期：第一期以约两个师团歼灭洞庭湖北面安乡、南县湖网地区中国军队；第二期以两个师团及三个大队南北夹击宜城、枝江以南丘陵地带中国军队；第三期以三个师团围歼宜昌对岸山岳地区中国军队^[2]。
 驻守鄂西地区的是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湖北恩施，辖四个集团军及长江上游江防军，担负屏蔽川东、拱卫陪都重庆的任务。1943年2月日军发动“江北歼灭战”占领长江南岸华容、石首等地后，第六战区重新调整部署，至5月上旬日军发起攻势前其部署为：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沿南县、安乡、澧县(均在湖南境内)布防，抵御华容、石首一带日军；第十集团军防御宜都、松滋一线，依沿岸即设阵地防守，并向澧县以北联结第二十九集团军，共同阻敌于该线之东；江防军除担负宜昌对岸防守外，应适时向宜都西南实施机动作战；第二十六集团军和第三十三集团军则在长江北岸鄂西地区策应江南作战^[3]。
 5月3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田勇及军战斗指挥所进驻沙市。5月5日，日军向安乡、南县发起进攻，鄂西会战由此打响。日军第三师团向安乡及其以西地区、第十七混成旅团向安乡及其以东地区、小柴支队向南县、户田支队向南山全线展开攻击，针谷支队则从岳阳由水路穿越洞庭湖向三仙湖方向进军，迂回攻击中国守军。防御安乡、南县一线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奋起迎击。当日晚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下达作战令，令第二十九集团军坚决阻击南犯之敌，并指定部队死守津市、澧县；令第十集团军以一部阻击由藕池口西犯之敌，死守公安，并加强对松滋、宜都对岸之敌的防守；同时将江防军东调至茶元寺附近，准备策应第十集团军作战。6日，中日军队展开激战，中国守军伤亡重大，防守麓湖山阵地的第四十五团团长陈涉藩、营长李亚安均壮烈殉国，暂五师师部军士队一百二十余名官兵在激战后仅余二十余人。
 5月6日晚，蒋介石电令孙连仲：“一、查三峡要塞扼四川门户，为国军作战之枢轴，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应以充分兵力坚固守备。二、江防军不得向宜都下游使用。三、南县、津市、公安、松滋方面，应以现有兵力与敌周旋，并掩护产粮区。四、特须注意保持重点于左翼松滋、宜都方面，以获得机动之自由。”^[4]自1940年宜昌失守后，国民政府始终对日军溯江而上进攻四川的企图保持高度警觉，因此日军发动鄂西会战后判断其最终作战目标为重庆，确定宜昌上游三峡一带为防守重点，而不是调集兵力于长江、洞庭湖间区域与敌力拼。蒋介石电令到达后，第六战区调整原有部署，停止东调江防军。安乡、南县一带防线面对优势日军攻击，形势由此迅速恶化。
 5月7日，日军第十七混成旅团和第三师团一部向安乡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抵御至夜晚，安乡被敌攻占。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见形势危急，欲进行反击扭转战局，遂令第十集团军除守备公安一部外，其余各部沿东南方向进军，向甘家厂以南地区攻击，第二十九集团军除固守现有阵地的部队外，余部向夹洲、上三汊河以北地区攻击，以求对从藕池口南下之日军进行夹击^[5]。但防守安乡的第七十三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并与集团军失去电信联系。该军暂五师防守南县，7日起面临日军小柴支队的猛烈攻击，虽奋勇抵抗，使日军一个大队所属的中队长或战死或负伤^[6],南县仍于9日失守。第十集团军接战区命令后即向东南方向推进。但日军主力第三师团此时已集结于东港附近，向第十集团军逼近，为第二期作战准备，第六战区遂停止反击计划。日军进占洞庭湖以北安乡、南县地区后于11日结束第一期作战。第二十九集团军除第七十三军遭受重大损失，至5月12日仅收容一千五百余官兵外，其余大部转移津市、澧县一线，日军围歼二十九集团军的计划未能得逞。
 5月12日，日军开始第二期作战，以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枝江以南地区的第十集团军。南翼第三师团从东港附近向第八十七军发起猛攻。第八十七军无法抵御日军攻势，孟溪寺、张家厂、东岳庙于13日先后失守。北翼第十三师团在12日傍晚从枝江对岸乘夜色几乎未遇抵抗南渡长江，随后分三路向第九十四军防线推进，至次日已进至茶元寺、观音寺、斯家场一线。第十集团军判断日军有在斯家场、西斋一带夹攻歼灭我军企图，遂令部队往茶元寺、斯家场、官桥、张家厂之线以西地区转移。蒋介石见鄂西战局紧张，于13日致电第六战区，令其警惕日军西进企图，战况无论如何恶化，必须确保宜昌以西防守，并令第五、第九战区策应第六战区作战^[7]。
 5月14日，日军第三师团继续攻击前进，占领杨林、饶家嘴等地。第十三师团先后占领新河市、西斋，并在向南进犯中发现几路向西转移的中国军队，但大多“终未捕捉到”^[8]。中国军队虽逐次抵抗，及时转移，未遭日军南北夹击，但因接连失利，“军心为之震撼”,向西转移途中“交通拥塞，秩序紊乱”,第八十七军转移至暖水街、闸口、王家厂一线时，“余部仅及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殊难再行坚强战斗”^[9]。5月15日，日军南北两翼完成会合后，以主力向暖水街急进，并于当日攻占，企图切断中国军队退路。至18日，日军进占茶元寺、刘家场、西斋、暖水街、王家厂一线，结束第二期作战，并以主力向暖水街、刘家场集结，准备第三期作战。
 日本第十一军在第二期作战中即准备第三期作战，目标是首先歼灭长阳周围中国军队，然后向宜昌以西地区突进，捕捉歼灭该地区中国军队。为此，除以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在第二期作战结束后向北推进外，并调在当阳地区的第三十九师团向长江北岸云池一带集结^[10]。5月1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首先从暖水街、刘家厂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第三师团一部则自茶元寺西犯。此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由云南返抵鄂西恩施任所，鉴于第九战区增援的第七十四军、第七十九军已到达湘北，战区南翼已有保障，遂下令第十集团军与江防军以渔洋关、津洋口、曹家畈、石牌一线为决战线；第十集团军确保渔洋关，左翼与江防军联系；江防军以第十八军固守石牌，第八十六军守聂家河、安春脑、长岭岗一线，行持久战；第二十九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向北攻击暖水街之敌，策应第十集团军^[11]。
 从暖水街、刘家厂出发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原定在20日晚进入渔洋关附近汉洋河一线，但由于“山地险峻，守敌抵抗，前进比预定计划推迟”^[12]。第八十军在子良坪、仁和坪一线逐次抵抗至21日。“22日晨，渔洋关附近开始争夺，竟日激战，敌我伤亡均重，卒以众寡悬殊，渔洋关失守”^[13]。第十三师团在占领渔洋关后继续突进，24日攻占都镇湾，25日师团主力集结于此。日军第三师团于19日袭占王家畈后，因等待后续部队，至21日才分兵三路攻击前进，占领聂家河等处，并于当日夜间进入汉洋河北岸地区，次日进驻磨市。随即根据第十一军“需要迅速消灭长阳附近之敌，准备在宜昌西方地区进行决战”的指令^[14],向长阳北进。23日，第三师团渡过清江，24日占领长阳。在长江北岸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22日于云池附近渡江西犯，次日进占鄢家沱，并根据军部“以全力向偏岩方面前进”的命令^[15],向长阳北面的偏岩推进，沿途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至25日黄昏攻占偏岩。日军在攻占都镇湾、长阳、偏岩一线的同时，驻宜昌部队也渡过长江，使日军于宜昌西岸地区兵力已逾六万，并已打通宜昌下游长江航道。第十一军企图以此优势兵力捕捉合围宜昌西岸江防军，并使宜昌附近的船只下航。
 中国军队对日军集结优势兵力于宜昌以西地区，特别警觉其溯江西上的企图。蒋介石“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牌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16]。陈诚依此于5月25日指定作战方针，决心确保石牌要塞，第十集团军和江防军须固守防线，待第七十四军等增援部队到达后对日军“行南北夹击而歼灭之”,决战日期定为5月31日—6月2日间^[17]。
 5月26日、27日，日军连续向江防军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日军进击柳林子一部，被中国军队反包围，最后虽经救援突围，但大队长以下被击毙多人。进攻卷河桥日军，尽管有飞机支援，但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战史称“攻击很不顺利”。中国战史则称“敌每一寸土之推展，必须付出同等之血肉代价，其战况之惨烈，乃属空前”^[18]。在日军猛攻下，江防军部分阵地被突破，27日晚，第六战区决定将江防军防线调整至三叉河、木溪桥、曹家畈、石牌一线，固守以待增援部队到达。至此，日军进攻已成强弩之末，而第十集团军则抓住日军主力北上、清江与汉洋江间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向日军发起反击，于28日收复渔洋关。
 由于对江防军的进攻在5月28日后陷入困境，主力背后又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以及中国空军配合美国在华空军开始加强空袭，日本第十一军于5月29日、30日调整部署，命令所部于5月31日开始返转作战，由宜都、枝江等处渡江转移。中国根据截获日本空军电报获悉日军已经开始退却，5月31日蒋介石在重庆讨论对日军追击，并于当日电令第六战区：“渔洋关至长江间各部，应速向枝江、宜昌、长阳沿江追击，歼灭敌人，夺回长江西岸各据点”,“津、澧方面之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军，及第七十四军主力，应速歼灭新安、王家厂方面之敌，并以一部向公安追击”,在长江北岸鄂西山区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则“应乘敌疲劳混乱，迅向当面之敌猛攻，相机袭占宜昌”。陈诚也在当日下达追击令，并确定追击开始时间为6月1日拂晓^[19]。
 6月1日鄂西会战进入中国军队攻势作战阶段。江防军从自己防线发起全线追击，先后攻占偏岩、沈家棚、雨台山，至6月2日已收复清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第十集团军各部在清江以南、汉洋江以北地区分多路向日军发起攻势，相继克复都镇湾、聂家河、长阳等处。“敌因久战疲惫，且鉴于过去我军追击发起之迟缓，退却之初，警戒疏忽，嗣悉我军紧迫直追，行动果敢，遂恐慌万状，狼狈东窜。敌之后卫部队……为我追及，甫经接触，即仓皇溃窜。”^[20]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追击“更加疯狂”,第十三师团的后方部队被包围，“处境危急”。该师团殿后的皆塚大队被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包围，大队长被击毙^[21]。6月3日，中国军队攻占枝江，并向宜都发起攻击，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则被第十集团军围于磨市附近。为解磨市之围，并争取渡江撤退的时间，日军于6月5日以数千兵力进行反击，枝江、洋溪等地再告失守。8日，第十集团军再度向宜都攻击，并于当日攻克，随即乘势攻击前进，清扫长江沿岸残敌。在战区东翼，会战初期退守湘北石门整编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与第九战区驰援的第七十四军也在6月初发起攻势，一举攻占西斋、安乡等地，随后在向公安进击时，一度与日军相持于两河口、斯家场一线，展开激战。6月14日，第七十四军在大雨中强攻公安，于午后攻克该城，并乘胜追击，向长江岸边挺进。至6月中旬，中国军队恢复会战前态势。
 6月下旬，第六战区为巩固长江南岸防守，部署向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展开攻击。蒋介石并且命令美国驻华空军“连续轰炸藕池口及石首四日”。但因连日大雨，河水暴涨，而渡河船只，或被敌掠走，或被敌破坏，进攻无法取得进展。6月30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攻击^[22]。
 在鄂西会战后期中国空军与美国空军联合作战，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空袭，予敌重创，成为整个抗战中制空权敌我间易手的开端。从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美空军击毁日军飞机数十架，5月31日，中美空军联合出击轰炸宜昌时与日本空军发生空战，一次就击落日机达二十余架。此外还攻击日军船只、车队、地面部队。日军战史称：“在我方损失中，由敌机造成的损失激增，这一点值得注意。这表明，航空优势敌我易位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23]
 鄂西会战日军出动兵力逾10万，中国军队在沿江和湖网地区用兵约十五万，在宜昌以西石牌地区部署防守兵力约六万。根据国民政府战史资料，此次会战日军伤亡16,075人，被俘12人，中国军队伤亡41,863人，失踪7270人，“但我战线各县人民生命物资遭敌兵之烧毁损失，则不可数计”。而日本战史记载，日军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中国方面遗尸30,766具，被俘4279人^[24]。
 日军发动此次战役目的，虽为使上游宜昌附近船只下航，但更重要的是企图歼灭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宜昌附近一万余吨船只在5月下旬下航，使日军这一目的达到；但围歼中国军队之企图，除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七十三军损失较重外，则因中国军队适时后撤而未曾实现。中国方面对日军作战目的判断为夺取川江门户，意在重庆，作出这一判断在当时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蒋介石因此在会战初期不准江防军向宜都下游使用，没有集中使用兵力，在用兵上稍显僵硬。而第六战区在会战后期追击作战中，虽较以往已有改进，予日军以相当打击，但并未完全抛弃行动迟缓之积弊，国民政府在检讨此次会战时也指出：“无论攻击或追击时，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力量。”^[25]但在鄂西会战后期中国制空权的获得对此后战争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鄂西会战

中国军队在湖北西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作战。1943年5月， 日军3个师团、1个旅团、6个支队及1个飞行战队，于宜昌、弥陀寺及华容、白螺矶一线，向鄂西发动进攻。第六战区4个集团军和江防军共14个军抵御日军。5月5日， 日军发起进攻，至9日，攻陷安乡、南县、三仙湖（属南县）。13日，强渡长江南进，22日占领渔洋关。25日，攻占长阳。随后，各路日军向石牌要塞发起猛攻。26日起，江防军以石牌要塞为依托，与日军展开激战，至28日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十集团军第94军从资丘镇（属长阳）向日军侧翼出击；第87军收复渔洋关，切断日军退路。30日，第六战区各军发起全线反攻。31日日军开始全线撤退。至6月9日，全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