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tōng biàn

变通。灵活运用，不拘一格。
（例）
❶你这汉子，甚不通变。我方才这般与你说了，你还不省？ 假若我与你去了，却不误了我的生意？ (一·11·)
❷你这猴头，忒不通变。那唐僧与你做得师父，也与我做得按酒，你还思量要他哩。(四十一·530·)

通变

原意是通达变化，这里是知趣意。

通变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 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又云：“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通变”一词，肇源于《周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趋时者也。”又《文心雕龙·通变》篇有“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二句，“会通”，源自《系辞上》“观其会通”之语，孔颖达疏云：“观看其物之会合变通。”意指不仅要观察事物的会合，还要领会事物会合后的种种微妙变化；而“适变”，则又是《系辞下》“唯变所适”一句的缩略语，韩康伯注云：“变动贵于适时。”意指顺应时势要求而自然变化。《周易·系辞》指出人们必须随着时势而会通变化，使事物的发展不致停滞不前。这是“通变”的哲学思想根据，原意是指事物应有所会合变化而流通不滞。刘勰的《通变》篇，则应用到文学上，指出文学应当变化创新，向前发展。但在变化创新之时，必须考虑继承过去的传统，有所继承又有所变革，把继承与革新结合起来。因此，刘勰“通变”的构词，“通”为变通，“变”为适变，共指继承基础上的“变”，所以是相辅相成的同义并列结构。但现在一般学者认为“通变”是矛盾相反的对立结构，以为“通”指继承，“变”指创新，二者对举而成文，是一个矛盾的两方面，是继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这样解释“通变”，有理论拔高倾向，并不符合《文心雕龙》的原意。《通变》篇说“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所谓有常之体，泛指各种文学体裁风格方面的文体特点和基本要求。“名理相因”，指根据各种文体规格体势来写作，其基本要求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必须“参古定法”，以古人之文为法，所以说“体必资以故实”。如违背这一原则，就成为“谬体”或“讹体”。而文辞气力，或华美或质朴，艺术风格或绮丽或刚健，则须“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不应该有一定程式，而应当随历史时代的变化和作家才性的不同，随时变化，使之创新发展，以达到“通变则久”的目的，所以说变文之数“无方”。把有常之体方面的继承性和文辞气力方面的创造性二者结合起来，就能使文学创作源远流长，日新月异，富于艺术的生命活力。这是“通变”的具体内涵。刘勰言“通变”，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六朝文坛，关于文学的趋新与复古，争论激烈。如裴子野重经史质朴之文，偏于复古；萧子显强调新变代雄，萧绎强调华丽之篇，是为趋新。刘勰则取儒家中庸折衷的态度。他重视诗赋的辞采文章的艺术性，但主张文风不宜过于华艳，最好是“文质彬彬”。他明确指出了“宋初讹而新”的时弊，于是在《通变》篇中开出了治理文坛痼疾的药方：“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论文强调宗经，指出古代儒家经典文风雅丽，文质彬彬，堪为楷模，借以树立文质兼备的风骨刚健清新的文风。刘勰指出当时文坛时弊，是正确的，但所开“宗经”药方，还是无法摆脱儒家复古思想的樊笼。参见“新变”。

通变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篇名与美学概念。文中写道：“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这里刘勰以雄辩的分析提出了文学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继承”与“翻新”的关系问题，指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的道理，点明只要“通变”就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刘勰在文中还举出大量文学史上的例子，来论证“通变”对于文学创作的益处。

通变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周易·系辞上》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周易·系辞下》

通变tōng biàn

旧时米店业谓粘性高粱米。《切口·米店》：“通变： 名糯而质秫之米也。”

通变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术语，指“文辞气力”的变化、革新。《文心雕龙·通变》：“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 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乎新声； 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的任务是变革文学在质文关系上的偏差。“通变”的方法是“酌乎新声”、“参伍因革”，即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

变通

通变 通方
可变通的意思：回旋(～余地)
处事灵活，善于变通：圆熟
变通常道以适应现实的需要：舍道用权
灵活，能变通：顺溜
坚持原则而能变通：守经达权
做事善于变通：就深就浅
(依据不同情况，做非原则的变动：变通)

通变tongbian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发展因革的范畴。“通”指文学发展的因袭，即继承；“变”，指文学发展的变化，即创新、革新。“通变”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通变之谓事”，“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系辞下》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原是论述事物发展变化之一般规律的。到了魏晋南北朝，人们始用之于文学发展。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习玩为理，事久则读，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云：“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刘勰的《文心雕龙》则专设“通变”一篇。论述文学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
刘勰提出“参伍因革”的观点，认为文学发展必须有因有革，即继承、革新交互作用。他提出“会通”和“适变”两项原则，说明在创新时要以继承为基础，在继承时以创新为主导。一方面，在文学内容上要“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另一方面，在文学形式上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清代叶燮继承了“通变”观点，在《原诗》中，他提出并深入分析了文学发展的“盛衰正变”的交互作用、互相转化的过程。他指出：“……要知诗之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又说：“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他不仅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也看到了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这是对刘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大多言文化发展的承续性，而讳言文化之发展的。言必称“先王之道”“古圣哲之言”，因而趋向于保守。刘勰、叶燮等人的“通变”论继承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直接提出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问题，并特别强调革新之重要性，这在中国古代是极为可贵的。他们的“通变”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可谓卓然高标的进步观点，对当时，对后世均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通变

中国古典美学术语。艺术发展规律的概念，包括艺术发展中继承与变革的关系。认为艺术创作既要继承传统的体制和义理，又要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社会时代的审美要求，是一种辩证的艺术发展观。

通变

见 《易通变》。

通变通變tōng biàn

通权达变，变通。《慎柔五书·痨瘵第四》：“又有吐红咳嗽，脉虽数，有神，不致于蒸极作虫者，脉洪脉数，虚虚实实，通变在乎心灵矣。”

通变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指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主要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在当时的文坛上，“竞今疏古”的风气盛行，普遍存在着”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的倾向。刘勰反对这种诡诞求奇的文风，主张“还宗经诰”，因，而提出了“通变”说。“通变”并非复古，而是主张探知本源，做到“通则不乏”，“变则可久”、清人纪昀曾对此评论说：“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这话深得刘勰补偏救弊的用心。不过复古和“通变”并不能划上等号。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是“通变”精意之所在。“通变”是理解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清代叶燮在《原诗》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个道理。他用大量的文学史实证明，文学演变总的说来，是步步向前演进的，但其发展的过程来源，则有时因变而得盛，也有时因变而致衰。其所以衰，正是由于或泥古或追新而不知“通变”之缘故。刘勰的话，针对六朝而言，所以强调“参古定法”，强调继承传统的一面；叶燮则是有感于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论而发的，所以强调革新的一面。补偏救弊，虽各有所侧重，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