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辞书编纂事业源远流长。且不说殷商甲骨文中的干支推算表，即从周宣王(前827-前782)时代太史籀所编《史籀篇》算起，至今已有二千八百年的历史了。这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为证。而且，早于许慎的班固(32-92)，于其《汉书·艺文志》业已著录。此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之光荣和骄傲。
其间，彰明较著者：《尔雅》、《说文解字》、《方言》、《释名》、《玉篇》、《广雅》、《广韵》、《康熙字典》、旧《辞源》、旧《辞海》等辞书，都是各历史阶段的杰出代表作。在总结、推广、促进民族文化历史的进程中，都曾放出过奇光异彩，辉耀千古。为各历史阶段语言研究最高成就之结晶，功不可泯。
学术日进，后出转精。一切杰作都是在前人阶梯上的登攀。所以，先哲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我辈后学不可须臾忘怀！然，最崇高的敬意和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超越”。这也正是先哲们所期望于后辈的事。所谓后来居上者也。
旧《辞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始编纂，至1915年以五种版式出版。收单字万余，词目十万。综合历代字书、韵书、类书为一编。又博采国外辞书之长，首创体例，广罗旧典新知：成语、掌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人事、名物、图书、音乐、美术、医卜星相、百工技艺、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资料及新名词，妙熔一炉。时值西学东渐、新知启蒙时代，合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口号。因而此书一出，令人耳目一新，蜚声学林。至建国初，累积印数达四百余万部，较之历代辞书，可谓盛况空前。
然，似这等字、词、文、史为主兼赅百科之大型辞书，毕竟为首创，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1979年版修订本《辞源》总纂者之一刘叶秋老先生曾约举旧《辞源》七项缺点及失误：
1. 解释错误或似是而非；
2. 引书错误；
3. 引书不注时代、作者、卷次、篇目，使读者无法查阅原文；
4. 引文删节，不做标识；
5. 某些语词未加必要的解释，一般读者难明故事之意义；
6. 所收词语去取失当；
7. 释义引书，遗漏甚多；
此外，尚有撮述旧文，不注出处；解释词语不能明其意义、用法之演变等失误之处，亦为缺憾。[注]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始重新确定体例、彻底修订。1976年由国家统一规划，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省(区)协作修订，1979-1983年末陆续出版发行。
修订本《辞源》的出版，以其体例之完善，考据之精审，释义之详明确切，体现修订者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使该辞书详、赡、赅、博，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古汉语辞书。所引书证，多经覆核原书，并一改往昔辞书体例之陋略，详注书名、卷次、篇目(甚至版本)，除引子、 史、总集、类书、字书、明清小说以外的其它著作，皆详标时代、作者，极便覆按。词语溯源，多有进步；义项确立与分列更趋完备，词目取舍调整更切实际，多音多义字分别注音释义、复音词下标明读音；且就总体而论：乃删旧《辞源》之繁芜，简而括之；增旧辞书之阙遗，补而释之……凡此种种革新与进步，都足以显示其学术价值超越历代语文辞书之上，实为我国辞书编纂史上又一丰碑。
因而，此书一出，风靡学界，饮誉中外。不仅国内争相购阅，而且畅销于港、澳、台湾，乃至日本、中南亚各国及其他华人聚居的国家和地区。十分令人欢欣鼓舞。可以说，修订本《辞源》的问世，又为我中华民族、伟大祖国赢得了新的荣誉和骄傲。对人类文化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可喜可贺。
然而， 以其卷帙浩繁(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字), 出非一手(修订人员列名者一百一十二人), 多历年所(1958-1983)，复遭“文革”浩劫；涉及知识遍于经、史、子、集各部文献，而中华古籍浩如烟海， 岂能穷尽！况且，古书版本众多，异文迭出，校书如扫落叶，不胜其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之学的发展， 日新月异；参校比勘，斟酌损益，其耗费精力之巨大，有不可估量者。因而，也如历代所有辞书一样，疏漏龃龉，瑕疵偶见，势所难免。毕竟白璧微瑕，不掩美瑜之光彩。
辞书固为规矩准绳，为人取法。其为求知者指点迷津，乃桥梁宝筏，赖此绝流引渡，以达求知之彼岸。倘误指迷津，则令读者陷于茫茫烟水，不辨涯涘，难于济渡矣。
修订本《辞源》问世，颇以先睹为快。乃于检索之外，亦时时奉读，获益良多，几至爱不释手。披览既多，遂陆续发现某些失误之处。原未介意，渐积渐多，始有一陈管见，商榷歧义以正视听之想，亦为将来再订提供参资，使更臻于完善。爱之弥深，求之愈切。乃不揣固陋，操觚命笔，公诸同好，以就教于大方之家。即通检《辞源》四册，遇疑则录，一一考索，推敲，辨证。乃著《辞源考订》一书于前，收录1103条(考订948条，技术失误举例155条)。今又著《辞源续考》一书于后，收录1722条(考订1582条，技术失误举例140条)。
两书专就修订本《辞源》十二个大方面考订、辨伪、补释，兹略陈梗概于次。
一曰溯未及源。
词语肇端原始及其流变，乃至定型，不仅可见其体式沿革、意义更迭，构词法及其特点，而且沿波讨源，理清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比喻义之相互关系与演变规律。甚至，可借以考见彼时彼地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风貌。因而，考竟源流，其意义不限于语言学范畴，故当于条件之可能，尽量为之廓清。而“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叙》)侧重概念之关联。并且“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求语言之本。”遇有古今字、异体字、 通假字，顺便指出即可，不为词语异形所惑。如扼喉抚背(P1217.3)，书证举《文苑英华·六四五·隋·卢思道<；为北齐檄陈文>；》：“江都寿春之域，扼喉抚背之兵。”而《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早已有之： “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搤，通“扼”；亢、肮古今字。裴骃《集解》：“张晏曰：‘亢，喉咙也。’”则《辞源》此条之所以书证时代推迟，即失诸过拘于形体。又如採薪之忧(P1279.2)书证引元·王实甫《西厢记》二本二折： “奈何至河中府普救寺，忽值採薪之忧，不及迳造。”而《孟子·公孙丑(下)》早已有之：“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考采字，从爪从木，会意，申手向树杪， 自为采集之义，而“採”为后起形声字，则采、採为古今字，其义固同。倘于该条释文开篇即云： “采、採古今字，本作‘采薪之忧’。”并引《孟子·公孙丑(下) 》书证于前，乃云： “后遂作‘採薪之忧’。”即引《西厢记》书证，则源流清晰、体式俱备。又如燋头烂额(P1954.3)之“燋”乃后起形声字，本字为“焦”，该语以《汉书·八六·霍光传》为源固当，而焦头烂额(P1937.3)条竟以清人《龚自珍全集·五辑·与吴虹生书(八)》为唯一书证，则误矣，其弊仍在过拘形体而忽略意义所致。又如“乞火”、“束蕴”皆典出《韩诗外传·卷七》，而《辞源》却于两处皆引《汉书·四五·蒯通传》，则源流颠倒矣。愚以为：词语溯源可从多种角度进行，不可过拘形体，所谓“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可也。即可从典故、构词、声训、借用、意形等方面溯源。固然，修订本《辞源》于词语溯源考证方面，较之以往任何语文辞书都大有进步，成绩斐然。无奈，古籍资料无穷，修订人力有限，甚至任何团体或个人都势难穷尽。笔者切身体会竟是： “一语源流，求索经年而不备；一字音义，推敲数日而难惬。”戛戛乎其难矣哉，辞书之编纂也！ 然，循名责实， 《辞源》乃“词语源流”之意，其于书证，固当勉为其难，务求溯得语源或提前书证时代为佳。因而，后学就其词语溯源、定型式书证所未备， 多有探索补正焉。
二曰释义欠妥。
辞书之为用， 旨在释疑解惑。则释文须以严密、准确、恰到好处，无使太过，亦无不及为本。大中型语文辞书，如能训释某词某语必如此解之缘故，则不仅便于读者理解与记忆，且有其训诂研究之价值。而词目、义项之确立与排列次第，既关乎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比喻义之相互关系，同时又关乎词头后面复词意义训解之依据，故须格外慎重，仔细推敲。往往一字之差，则含义相去远甚。如沖州撞府(P1739.2)条释义作：“到处流浪之意”，则“沖、撞”之义未尽。而释作：“闯荡江湖之意”，似乎更确。又， 某些词语字面之外，更有其特定含义，人们行文运用亦多取特定含义而不限于字面之义(浅层次)。倘释义仅及字面，则于词义之理解将有不全、不确之憾。如灰飞烟灭(P1914.1)条，仅释作“象灰、烟般消逝”，字面甚确，并体现构词法关系。然，尚未及于特定含义，终觉雾里看花，尚隔一层。倘补释：“因以状声威浩大、轻易摧毁敌方军事力量；或状事物销毁殆尽， 了无痕迹”，则似更确。此外，词语释义尤忌浮光掠影，须得反复体味，仔细推敲，方能切于实际；否则，极易似是而非。如落汤螃蟹(P2677.2)条，释作：“手忙脚乱”，误矣。汤为热水，落于其中之螃蟹，已陷危境，痛苦难耐，拼命挣扎以求生存，必然“手忙脚乱”，然而，此为挣扎之情状，其必然结果乃是“死亡”。因当释作：“借喻身陷艰危之窘境而极力挣扎”，似更合于词义。凡此种种，后学亦多所商榷。
三曰释义不全或义项阙失。
词语业经历史之演变，则词义或有扩大，或有缩小，或有转移。因而， 多音多义之词甚多。汉儒解经多有可取；清季乾嘉学派伊始，训诂之学大昌， 《说文》段注、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高邮王氏《广雅疏证》，近哲朱启凤之《辞通》，符定一之《联绵字典》，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乃至虚词研究专著若刘淇《助字辨略》，杨树达《词诠》，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旁及今贤训解词义之零篇散帙，于词义之探讨， 多有发明，增广前贤之所未备。则今日倘编纂大中型语文辞书，关于词语之释义及义项之确立，即应广泛搜罗，务使囊括新近研究成果，以充实辞书，提高其质量。修订本《辞源》，较之旧《辞源》、旧《辞海》、《国语词典》充实、完善之处，不胜枚举。然，亦偶有疏漏。如略(P2117.3)字头下开列九个义项，不可谓少，然仍觉不全，失立“副词，皆、全”之义项。请看书证： 《文选·三国·魏文帝<；与吴质书>；》：“昔年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其中“零落”，即衰败、丧亡之意；“略”，皆也，全也，副词。词义甚明。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四·江水》：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峦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据“两岸连山、重峦叠嶂、隐天蔽日”等情境看，则“略”字作“副词，皆、全”解，尤确。而今过三峡所见，愈有实感。
又如侖(P201.1)字头下，只注：“同‘崙’。‘崑崙’亦作‘昆侖’。”如此其注， 仿佛“侖”本无义， 只能与“昆”字构成联绵词“昆仑(侖)[注]”，所以可写作“崑��(崑崙)”而已。然据《说文·龠部》云：“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仑(侖)；仑(侖)，理也。”五篇《亼部》又云：“仑(侖)，思也。”而理、思意同，且凡从“仑(侖)”得声之字皆有条理、次第、顺序之意：沦(淪)、微风行于水上，波纹依次渐开如转轮者曰沦(淪)；伦(偷)，《说文·人部》：“伦(倫)，辈也；从人，仑(侖)声；一曰道也。”段玉裁注：“军发车百辆为辈。引申之，同类之次第曰辈…《论语》言‘中伦(倫)’，包注：‘伦(倫)，道也，理也’。”则人之长幼尊卑次第曰伦(倫)，事之道、之理皆曰伦(倫)；论(論)，《说文·言部》：“论(論)，议也。”段玉裁注：“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論)。”则言合于理而当者谓之论(論)；轮(输)，《说文·车部》：“轮(输)，有辐曰轮(輪)，无辐曰辁。”段玉裁注：“云有辐者，对无辐而言也。轮(輪)之言伦(倫)也，从仑(侖)；仑(侖)，理也。三十辐两两相当而不迤，故曰轮(輪)。”则三十辐依次排列而凑于毂者曰轮(輪)，则轮(輪)者故有条理、次第之意；抡(掄)，《说文·手部》：抡(掄)，择也。”选择事物必依条理、次第进行；……综上，凡从仑(侖)得声之字，皆有条理、次第、顺序之意，，故当为补足。否则，凡从仑(侖)得声之字，意无归属焉。
再如游(P1835.1)字头下， 已收七个义项， 不可谓少；然，仍有遗漏： 1.悠闲无所事事。如：游手、游民、游惰、游荡、游燕等词，即由此得义。 2.离家在外或有所从事。如：游士、游子、游女、游泮、游幸、游岱、游宦、游食、游侠、游说、游幕、游谈、游历、游学、游猎、游履等词，由此得义。 3.留心、注意到、沉浸。如：游心、游好、游志、游艺等词，由此得义。 4.交游。如：游狎、游处、游谈、游旧等词，由此得义。5.游戏。如：游田、游玩、游服、游畋、游衍、游屐、游虞、游语、游赏、游盘、游馆、游戏、游观等词，由此得义。倘非补释这五个义项，则“游”字下之“游惰、游宦、游心、游处、游盘”等四十几个词目之释义，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所依据矣。故当为补释。
凡此种种，后学亦往往为其补释焉。
四曰徒举书证或概述典故而失注词语含义(述典中亦无休现)，失却立目之意义。
以往辞书如旧《辞源》、旧《辞海》等多有此弊， 常常概述典故而已，不再训解词义。修订本《辞源》虽力矫此弊， 固当，然亦偶有疏漏。如濠濮閒想(P1894.3)、牀头捉刀人(P1917.3)、绿叶成阴(P2448.3)、羹污朝衣(P2501.3)诸条，皆述典而已，不释语义。而实际此类典故早已作为语词进入语汇宝库，并为人们行文所习用。则失注词语含义，实属疏漏。每遇此类，后学亦往往试为补释之。
五曰书证与词目、释义不相应。
书证体现词义，并为立目之依据。三者协调，方能起到书证之作用。修订本《辞源》于此亦偶有疏失。
或引文删节，不足体现词目，如菊水(P2673.2)条引作：“南阳郦县有甘谷，……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七八十者，名之大天。菊华轻身益气故也。”书证末句来得突然，不知“菊华”与上文“甘谷”何缘？书证既不对应词目，其义固亦难解。原来，既能体现词义又含词目之关键字句，却被称引者删掉了：“谷水甘美，以其山上大有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补此，则词目、书证、含义皆相应矣。
或书证与词目结构、词性不相符。如凤仪(P3526.3)条首项书证举：《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词目作名词、释义作：“凤皇的仪态。”而书证“凤皇来仪”却是主谓句式，“仪”乃动词，匹配、栖止之意， 则书证不应于词目矣。
凡此之类， 皆为指出，以备将来再订时调整。
六曰书证时代、作者、书名、卷次、篇目误称。
古人姓名字号称谓复杂，或异时而同名、字、号，或姓名字号相近而时有误题。如：三国吴人陆玑(字元恪)，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而往往误题辞赋、文论大家晋人陆机(字士衡)。
或随意节略而不成书名。如：慨当以慷(P1145.2)条，书证之二竟将《清容居士集》随意简作《清容集》。该书作者袁桷别号清容居士，故以名书，但其名气远非东坡居士大名尽人皆知可比，以名其书曰《东坡集》、《东坡奏议》、《东坡乐府》之类，则袁桷之书不得简作《清容集》，且各种丛书皆无著录此书名者。
或以引文内容而类推，稍一不慎，极易误称甚至杜撰书名。如：精彩(P2389.2)条，义项二之首项书证竟题作：宋·惠洪《冷斋诗话·四·诗忌》，乃冒下篇目而将书名《冷斋夜话》误题也。
或卷次、篇目次第混称致误。如：唯吾独尊(P528.3)条，书证题作：《五灯会元·十七·佛释迦牟尼》，实当作： 《五灯会元·一·七佛·释迦牟尼》。又，喁喁(P534.3)条，义项二之首项书证，竟题作：《史记·一六七·日者传》，而《史记》一书仅一百三十卷(篇)，焉得“卷一六七”？原来将卷次、篇第混淆合称， 岂能不误！本当题作： 《史记·一二七·日者列传第六七》。
古书刊刻，往往蝉联而下，题不出目，或题附篇末。翻检稍一疏忽，即易误称。如：绳墨(P2372.1)条，书证之一题作：《孟子·尽心(下)》， 而书证引文实出《尽心(上)》。
或仅具书名而失卷次、篇目。如胡孙(P2472.1)条，书证之二迳题作：宋·苏轼《仇池笔记》，似乎忘却了“引书不注卷次、篇目，即是不确”之意。故当补题：《卷上·弄胡孙》。 又，引二十四史，其于卷次，或标或失，极不统一。更有甚者，于同一词目之下，先后引同书而不同卷篇，一标卷次，而一则失之，如旦日(P1401.3)两引《史记》，即一标一失之。以见个别编者未能严守体例。
或篇名近似而误称。如：浅(P1825.2)字头，义项一之二项书证题作：《荀子·正名》，而引文实出《正论》，并非《正名》也。
以往辞书称引书证，或只注某人诗(文)，而不及书名、卷次、篇目，或偶出篇目而失书名、卷次，或只标书名如《后汉书》之类而不及卷次、篇目，无从覆按原文。今修订本《辞源》力矫此弊，于书证多注明书名、卷次、篇目，且于子、史、总集、类书、明清小说和字书等外的其他著作，皆详标时代及作者，颇称详赡，体例甚佳。惜乎，未能贯彻始终。凡此之类，后学仅就所及，亦为一一匡正。
七曰引文不确。
历来辞书，于其书证往往随意撮录，就势取便，或与原文相去甚远，而且辗转誉挪，讹误甚多，不胜一一是正。高邮王氏伯申(引之)痛感于斯，乃著《字典考证》一书传于世，既以正视听， 又以示人引书宜慎。 《辞源修订本体例》第9条云：“书证都经覆核原书。”通检一至四册书证，其准确而忠实原文之程度，确乎前所未有，超越历代所有辞书如： 《康熙字典》、旧《源辞》、旧《辞海》等，进步特大。然仍有疏漏：
或引文割裂，难明其义。 如一劳永逸(P14.2)条引， 《齐民要术·三·种苜蓿》竟作：“长生种者，一劳永逸。”前句语法不通，原来是引文割裂又误施标点所致，本当作： “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又，按兵(P1246.1)条，书证引作：《吕氏春秋·召类》：“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不动。”从已删节之引文，看不出谁人“其佐多贤”，赵简子何以“按兵”而不敢动？其弊仍在引文割裂，致义不明。
或斩头去尾，断章不足明其义。如摩厉以须(P1303.3)条，引《白氏长庆集·六十·因继集重序》竟截作： “更拣好者寄来，盖示馀勇，磨砺以须我耳。”究竟谁人责令何人更拣何物好者寄来，何人示其馀勇可贾，何以“磨砺以须我耳”？皆不明。
或随意删节而不作标识，至使文句之意不相连属，如甚嚣尘上(P2094.2)条，竟将两人对话，遥遥拼接成一人言语，词不连属，义不可解。
此外，或夺或衍，或讹或误，或倒乙，或嫁接，或随意摒弃、改换虚词，不一而足。
既号称引，必得忠实原文，不仅文句实词必确，而虚词，标点亦苟且不得。切不可以虚词小道、无关宏旨而随意措置。正如清人刘淇《助字辨略·序》所言： “构文之道，不过虚字、实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盖文以代言，取肖神理，抗坠之际，轩轾异情，虚字一乖，判于燕越。……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可见虚词之于构文、诵读关系之重大，不可以轻心掉之也。而《辞源》书证引文时有虚词夺误之例，后学往往依古人行文惯例，修辞方式，语法规律，逻辑语气，读书记忆等发现诸多失误，覆核原文，匡其不逮。
八曰妄改古书，强经合己，不务我注六经，乃欲六经注我。
书证乃辞书释义之依据与用例，倘只存义项而无书证、例句，则如无血肉之躯，徒具形骸而已，毫无生气。因而，书证例句非但不可少，且须紧扣词目。倘无适当书证、例句，宁可暂付阙如，俟后补正，亦不可妄改古书，强令六经注我。此乃圣人古训：“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之意(见《论语·子路》)。此已涉治学态度严谨与荒疏，不啻水平高低已也。如丹素(P64.1)条，书证引《诗·唐风·扬之水》作：“素衣丹襮。”按《诗经》原文，此句并无异文，本作：“素衣朱襮”。第二章对应字句为：素衣朱绣”。其实，朱亦丹也，意同，引此书证固当，不烦改经强就词目也。此有修订者为对应词目而暗改古书之嫌，不可不辨也。又如热锅上的蚂蚁(P1950.2)条，考其所引《红楼梦》三九回书证原文乃是“热地里的蚰蜓”；疏财仗义(P2131.1)条，书证原文乃是“仗义疏财”，而修订者皆引如词目。此亦恐为修订者于仓猝之际难于找到相应书证，便暗改古书而为之也。凡遇此类，后学亦为一一指陈。
九曰引古书误施标点。
修订本《辞源》为古汉语专业辞书，则书证引文当然皆为古文献资料，旧刻亦无标点，即给引证带来断章、析句、标点之烦难。古人句读仅凭语感、逻辑、修辞惯例，而于句子结构等语法规律却很少研究，故亦时有误断。况且，古书标点涉及知识范围极广，人名、地名、书名、天文、地理、医卜星相、百工技艺、典章制度、阴阳历算，……稍一不慎，即易割裂、误断，造成歧义。古书标点之重要，不亚于文字、训诂、校勘。往往同一段文字，标点不一，则意有歧解，甚至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则修订本《辞源》引书证，标点固亦时有不当，约举数端以见一斑：
或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精益求精(P2390.1)条，书证引《论语》朱熹《集注》作：“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引文标点失误者三：一是“治之”这一动宾结构，本属末句而误断于上，至使“已精”这一“治”之补语无所附丽。二是引文之首的“言”字，本来统领其下整个句段，皆其宾语也，或于“言”下施冒号，或于“言”后施单引号至段末皆当矣。否则，如原标点，则“言”字仅领首句而已，其余各句失其统属矣。又，本辞书多处称引二十四史，遇有“臣闻”这一主谓结构，其下多不施冒、引号，则所“闻”者亦仅首句而已，其它字句，乃失统属，皆此类也。三是两“者”字下，宜各施逗号，而前句“琢之”下施分号，后句“磨之”下施句号，则末句为总结前二事也。要之，此则引文本应点作：
言“治骨角者， 既切之而复磋之； 治玉石者， 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或句意本相连属而点破，使句意分歧乃至不可解。如拔葵去织(P1233.2)条，书证引《宋书·谢庄传》乃点作：“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拔葵去织，实宜深弘。”按：愚，表谦之辞也。则“臣愚”犹“臣窃”也。其下不当点断，点断则坐实为形容词“愚昧”矣，致使下文“谓”字也成了“对……说”之意，不合语法， 大乖原文之意。
此外， 当顿而逗，隔断语义；或引人言语而不标引号， 又与作者叙述、评论相混，不明其语句之起迄，有碍句群意义之正确理解。或有反诘、嗟叹之句，当施问号、叹号，而多以句号充塞了之。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遇此类，后学亦往往试为辨析。
十曰行文失于缜密。
行文须合于语法、修辞、逻辑， 自不待言。就上下文说，还需相互照应；甚至，相关条目之释义、书证、次第，亦须照应，以提高辞书之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否则，将影响辞书质量及学术价值。修订本《辞源》偶或于本条释文前后失于照应，如于词目正体之下开篇即云： “亦作某式” (指异体词形)，而继之所举书证仍只含词目正体例句，释文之末还须附上一笔： “参见某条” (指异体词形)。则莫如于词目之下先举含词目之正体书证，末后乃云“亦作某式” (指异体词形)，或举书证，或云参见，则行文缜密矣。
或书证源流颠倒失序，或先举后代书证，而下文书证所附原注疏中却已引述前代书证，则源流颠倒，失于缜密矣。如按图索骥(P1249.2)书证次第竟作：明·杨慎《艺林伐山·七·相马经》、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十·示从子》、元·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向氏书画》。
或于释文之末注云“参某条”，而参某条并无助于词义之理解，或并未扩大知识面，则实无必要，徒劳也。如桃根(P1568.3)条，释义作：“晋。王献之妾桃叶之妹”。释义已尽，无遗，而释文之末仍注明：“参见‘桃叶’。”参之，“桃叶”条乃是“晋·王献之妾，其妹曰桃根。”两条自注已明却要互参而无益，实属蛇足。
或于释文之末注明：“参某条”。而查某字头下竟失收某条，结果无语可参，相关条目失于照应，见出纰漏。如柳巷花街(P1554.2)释文之末注明：“参见‘花街柳巷’。”而“花”字头下竟不收该语；又如凤生凤儿(P3528.1)条释文之末注明：“参见‘龙生龙，凤生凤’。”而“龙”字头下却失收该条，皆无语可参。
或相关条目，义有关涉，失于照应而生龃龉。如探钩(P1267.1)条，释义作：“犹抓阄。‘探筹投钩’的省语。”举书证后又注明：“参见‘探筹。’”而探筹(P1267.2)条释义却是：“犹今抽签。 《荀子·君道》：‘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参校两条乃见其误：一、含义固同，而所释不一；二、“探钩”条既云“‘探筹投钩’的省语。”却不称引恰含此语的《荀子·君道》书证，而引《刘子》，则显得本条溯未及源，两条之间既失照应，而又互生龃龉。
凡此之类，皆显得行文疏漏而失于缜密。每遇此类，后学亦往往指陈其失而正之。
十一曰立目失当。
语文辞书所收词目，既需结构固定而非偶然搭配， 又需含义确切而有充分书证，合于习惯用例，方可立目。如古今行文常用“怒发冲冠”，而发冲冠(P3486.3)为诗文中偶然出现之省略式，则后者即不宜立目。
成语有“鬼设神施”，而不用鬼设神使(P3498.1)，人们常用“拾人牙慧”，而罕用拾人涕唾(P1256.2)。然修订本《辞源》乃不取常见习用式，却均以后者立目。甚至“鬼设神使”不合修辞之对偶习惯，因设与施对，使与差(chai)对，故应作“鬼设神施”方确。
又如立目作“卧榻岂容鼾睡”，令人不可解。卧榻本是鼾睡物，何故竟不容？原来，书证本作： “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言自家利益不容他人分享也。则所立词目与书证本义不属，故当立目作： “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鼾睡”，则词目、书证、含义和谐而统一矣。
凡此种种，皆有所商。
十二曰技术失误。
或字形相近而误植、失校，或音近而讹误，或专名号与书名号相混，或引号而失其半之类，皆无须考辨，随遇指出而已。
此外，尚有体例不一之种种表现，如：引《史记》人物传纪后之史评，或曰赞，或曰论，或称太史公曰，不甚统一；引二十四史书证，或标卷次，或失之，各条不一，有损于该辞书之科学性；或引同书，而卷次忽隐忽现，熏熏(P1947.3)义项二，书证标作：《太玄经·交》，失时代、作者、卷次，而熿熿(P1951.2)书证却题作：汉·扬雄《太玄经·九·玄文》，项目完备，两条相较，以现参差；又如热府(P1950.1)书证题作：《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而热厥(P1950.1)条题作： 《内经·素问·厥论》，同字头下两条词目引同书而标目不一，又引元明杂剧、传奇皆标时代、作者，唯于《燕子笺》传奇数引其书而回避作者“阮大铖”，破坏该书体例，减损其科学性。阮大铖其人固为士林不齿之民族败类，应由政治家、史学家们评其功过，此为辞书引例，不当回避而破坏体例。又如凡引集部书皆详标时代、作者、书名、卷次、篇目，而玄针(P2022.1)竟直出篇目而不俱书名、卷次，作：南朝宋武帝《七夕诗》，令人难于覆按原文，亦不合体例，凡此之类，不便一一指摘，当于再订时统一处理。
《辞源考订》、《辞源续考》两书考订之外，尚有习用而常见之复词、成语失收者甚多，仅后者即有数千条， 皆当斟酌考补。因限于时间及性质，两书只得存而不论，暂付阙如。或将视客观需要，俟诸异日而从事之。
以上所举十二大方面乃其荦荦大端者也。仅就所见，撮其要者而辨之，举例发凡而已，难免挂漏。未敢自是，不以藏拙，公诸同好，冀得大方不弃，幸而教我。
其备一家之言可乎！田忠侠 谨识
1986.12.27初稿于哈尔滨
1990.7.28定稿于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