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

明代宋濂关于散文分类的用语。语出《文原》。“载道之文”主要指“六经”：“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这里的“载道之文”和宋代理学家所宣扬的“文以载道”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一是具体指“六经”，一是把宣扬儒家道统看作是文学的根本任务。宋濂特别推崇“六经”，他反复强调说：“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天地之间，有全文焉，具之于六经。”“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他不仅把“六经”看作“至文”，而且还当作文的根本：“六籍者，本与根也。”既然如此，宋濂认为学文就必须宗经：“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语此也。”但是，宋濂也指出：“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除“六经”外，宋濂还对宋代理学家的文章极力推崇。认为既高于贾谊、司马迁，也高于韩愈、柳宗元，是“揭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纪事之文”主要指史传文：“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纪事之文”与“载道之文”对举，指从司马迁、班固开始的史传文。宋濂把“载道之文”的“六籍”当作“本与根”，而把史传文当作“枝与叶”或“波澜”。可见，他对史传文评价是不高的，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波澜不足，则无以尽事之变”。宋濂对两类散文的褒贬，出于封建阶级正统的文学观念，是不可取的。他所作的分类也不足以涵盖古代散文的各种题材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