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花间集

宋陆游撰。共二篇，见于《渭南文集》(有宋嘉定陆子遹刻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陆游集》校点本等)卷三○、明毛晋辑《词苑英华》本《花间集》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此跋显系作者读《花间集》时录其所感，书其所怀之作。身当金兵入侵、国土破碎、生灵涂炭之际，作为主张以家国之念、经济之怀入词的爱国词人，陆游对《花间集》及其作者的流宕无聊极为鄙薄。这二篇跋文，一篇简略地回顾了唐自大中后“诗衰而倚声作”的历史嬗变过程，指出其间之“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另一篇便对《花间集》作者忘怀国事而沉迷于声色之乐的行为深致感慨：“《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 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这种鄙薄之意溢于言表的批评，在奉《花间集》为圭臬的北宋承平时代是不曾听到过的。因为北宋词人对花间词人的活动环境尚缺乏实感，而陆游置身于分裂、动乱的南宋时代，对花间词产生的背景及其流弊则有深刻的体认。他对花间词人的批评正是出于强烈的时代感与现实感。在他看来，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诗家与词家都应当不遗馀力地为救亡图存而吟唱，任何遁离现实、流连歌酒的言行都是必须唾弃的。事实上，在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陆游。其他爱国有识之士也曾从不同角度对《花间集》作出批评，如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即云：“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词家争慕效之，粉泽相高，不知其靡。”刘克庄《满江红》词则以反语寄愤：“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俱可见作者拳拳赤子之心。陆游另有《跋东坡七夕词后》，认为苏词格调之高，足以垂范后人：“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