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司马光史论之研究——资治通鉴之中心思想

潘英著，台湾明文书局1987年6月初版，约160000字。
该书由前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正文没有采用较普遍的章节体形式，作者按二百条史论出现的先后次序，以序数词一、二、三标注，逐条徵引，并附以史实，加以评论。为与原文文体统一，作者的评述也采用了浅近的文言文。
按作者的统计，《资治通鉴》对政事所作的评论，包括“臣光曰”和引自他人的论赞在内，共二百则(按：有误)。这些评论的中心内容是“君如何取下、臣如何事上”，二百条史论中，“明显地劝诫皇帝的至少有112则，阐释人臣之道的至少有67则”。作者归纳出《资治通鉴》思想的几条脉胳：“仁义礼智信的实践、赏罚之道、忠奸贤不肖之辨、孝道之实行、皇子之教育及御戎狄之道”。并根据自己的看法把这些史论分成四类：“立论精辟，无隙可击”的有51则，“尚有卓识，但只圆满”的有49则，“严重迂腐不通者”有65则，“不通的程度较不严重的”有35则。
作者认为，史论是司马光的“著书目的，也是他的思想所寄”，研究这些评论，也就是研究“《资治通鉴》所蕴含的思想”；通过对他的思想的研究，“有宋一代的伦理与政治思潮也可轻易掌握了”。所以，作者不仅把史实、史论和评述三者融为一体，且又把司马光和他的史论放在宋代思想文化、军事的大背景下，评价其功过得失。
作者肯定了司马光所强调的“为政守信，信赏必罚，尚节俭去奢靡，远奇诡尚稳健，以仁义御戎狄”。但作者的重心却放在对他的批判上。他指出，《通鉴》史论有三大缺点：成王败寇，以成败论是非；言必称三代，泥古不化，是古非今；倒因为果，以果证因。批评他为“资治”这一目的，牺牲史实，“牺牲原则”。作者又结合宋代政局，引申史论，批评了司马光的政治作为，“赵宋文弱不竞”是司马光“侈言仁义、不务实际、政尚退缩，不图进取”所致。而在他与王安石的争端中，则因为他“好恶太甚”，拘泥于“君子”“小人”的划分，而成为“党争之戎首”。
总之，该书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贬多褒少，直斥司马光 “史识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