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财政学

研究资产阶级国家在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与社会各阶级、集团和个人之间所发生的分配关系的学科。曾称“官房学” (Camera-lism)、“政府部门经济学”(TheEconomics of Public Sector)、“公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经济学” (TheEconomics of GovernmentRevenue and Expenditure)等。
资本主义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财政的职能及其分配关系。主要研究内容有： 资本主义财政的基本范畴，如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财政本质；资本主义财政的演变过程，如资本主义财政的形成，从古典学派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财政思想；资本主义财政支出的性质、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影响及其效果的评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税制，如税制的主要因素和税收的分类、税制的结构、发展及税收政策等； 资本主义国家信用和国家债务； 资本主义国家的赤字财政、预算制度的理论和政策等等。
资本主义财政学在其发展中，逐渐形成四个部分，即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债及财务行政。前三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称它为实质的财政学，是专门研究国家如何筹集财政收入和分配财政支出的问题，即着重研究财政的经济方面； 第四部分称为形式的财政学，是专门研究国家财政收支管理、财政调整、立法诸问题的，其核心问题是研究国家预算制度，即预算的编制、议定、执行、监督等制度的，因而，它着重研究财政的管理与立法方面，形成为财务行政论专门学科。
最早研究形式的财政学 （即财政行政论）的，是十七、十八世纪德国的官房学派(Kameralists)，不过，该派的学说局限于研究财政收入方面较多，提出欲实现富国裕民，必须注重研究国家财政收入及管理的方法。以后，斯泰因 (Lorenz Von Stein,1815～1890年)比较全面地注重研究财政的法律方面 （即形式方面），著有 《财政学教程》 (《Lehrbuchder Finanzwissenschaft,Leipzig》，1860年)，把财政学作为国家学的一部分，改变了以往财政学局限于研究财政的经济方面的状况。自此以后，财务行政论的研究就成为财政学范围内单独的一个部分，这方面的专著逐渐增多，学科体系日趋完善，如法国学者斯脱姆 (Stourm) 著的《预算论》(《Le Budget》)，对财政立法方面的阐述较为详尽；继有扬格(Young)著的《国家财政制度》 (《The Systemof National Finance》)和亚里克司(E. Allix) 著的《法国财政立法》(《Traite Flementaire de la Science des Finances et LegislationFinanciere Frangaise》)，对法国财政制度的论述有一定影响； 韦罗比(W. F. Willoughby)著的《国家预算制度》 (《The National BudgetSystem》)；蔡司(Jeze)著的《预算论》(《Theorie General du Budget》)；柏克(A. E. Buck)著的《预算制度论》(《Budget Making》)及《现代政府预算论》(《The Budget in Gov-ernment of Today》); 中国学者胡善恒著的《财务行政论》，周玉津著的《财务行政与管理》、《中国财务行政制度之改革》，马大英著的《中国财务行政论》，张金鉴著的《行政学》等。上述著作对财政管理及立法方面讨论甚详，使财政学的形式部分更加充实。西方财政学者甚至将“财务行政”或“预算论”部分冠于其所著财政学之篇首，以强调其重要性。
财务行政论的中心内容，即国家预算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长期斗争的产物。如英国的预算制度萌芽于国会企图对国王作有效的控制。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首先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国家预算制度。随后，西欧及日本诸国也相继建立了国家预算制度。国家预算制度的建立，是财政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本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困境，相继试验过多种预算制度. 企图运用财政、金融手段来扭转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景气，缓和矛盾。以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为例，自三十年代以来，曾推行过如下预算制度： (1)复式预算制度(MultipleBudget System),1927年由丹麦最早实行。1933年，罗斯福 (F. D.Roosvelt)当选总统后，采用复式预算制度。复式预算制度将政府支出分为经常支出和非经常支出，前者指政府为推行政务所需的经常性支出，以租税收入抵之； 后者指政府为挽回经济不景气的巨额资本投资，以公债收入抵之。复式预算的特点是将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分开，并用不同的收入来源抵补，企图以公债的资金来提高投资，扩大生产力，达到所谓“充分就业”、“繁荣经济”而无须采取增税的方式，以致降低购买力。(2) 绩效预算(Performance Budget)制度，1949年开始推行，是运用企业成本分析预算所需费用的一种预算制度。绩效预算制度将成本分析应用于预算控制，按计划决定预算，按预算决定成本，按成本表现效率，按效率实行考核。认为国家预算的设计与执行犹如企业经营，有其投入亦有产出，投入即为政事成本，产出即为政事绩效。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绩效；讲求经济与效率，即为预算管理的基本任务。(3)设计计划预算制度 (Planning Program-ming-Budgeting System，缩写为PPBS)，是将目标的设计，计划的拟订与预算的筹编三者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预算制度。认为采用此法是以设计为中心，以分析为手段，而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它和以控制为中心的传统预算制度，以管理为中心的绩效预算制度皆不相同。美国前总统詹森(L. B. Johnson)于1965年8月对行政各部门发出通令，指示联邦政府中若干机关采用PPBS。(4)多年预算制度 (Multiyear Budget Sys-tem)，是1977年1月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预算局提出的，其要点是政府所提出的预算“目标金额”(TargetAmount) 不仅仅局限于当年的预算年度，还应该包括未来两年的预算年度在内，故称为多年预算制度。第一，采用此法可以使决策者眼光远大，从长远的观点安排预算资金，以期减少因目光短浅，决策错误所导致的重大损失； 第二，可以控制某项支出的投资总额。(5) 零基预算制度 (Zero-Base Budgeting System)，零基预算制度承袭了PPBS的精神与原则，而在决定顶算分配时作不同的方法处理，即要求每一机关对于所有计划项目，包括旧的项目与新的项目，作有系统的评估与审查，并以其成果或绩效及成本为基础，检查各项工作，排列优先顺序，分配经费。所谓“零基”，即一切从“零” 的基础开始来评估全部计划。它一般经过四项步骤：第一步，辨明“决策单位”； 第二步，在“决策群”中，分析每一块决策单位； 第三步，评估所有决策群，予以适当分类，以决定优先秩序； 第四步，准备详细的预算执行表，明确哪些决策群已经国会同意拨款。也就是说，从全新的观点去看所有的活动和它们的优先次序，以便下一年度经费分配有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计划。
关于资本主义财政学的渊源，国内外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它先于政治经济学，即在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之前，德国的官房学派(Cameralists)对于理财之学，已经有很多研究了。另一种认为，它是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到现在只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其奠基人应该是亚当·斯密。他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中，系统地论述了国家的费用、公共收入的源泉和公债等财政问题，把财政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经济范畴来加以研究。恩格斯曾经称赞这本著作是资本主义财政学的首创。以后它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保持亚当·斯密所创立的体系。本世纪初，英国财政学者道尔顿(Hugh Dalton)的《财政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ublicFinance》)还沿用这个体系，分为绪论、公共收入论、公共经费论、公债论四篇。另外一些财政学著作，则加上预决算管理或财务行政的内容。三十年代我国财政学者尹文敬著的《财政学》（列入当时的大学丛书），基本上也是从这个体系出发，扩展为绪论、支出论、收入论、公债论、预决算论和战时财政论等六篇。由于世界经济情况发展迅速和日趋复杂，资本主义财政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泛，现在就连传统所使用的“财政学”这个名称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名称了。美国的财政学权威、国际财政学会的名誉会长、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斯格勒夫(Mus-grave)，将其财政学代表作定名为《财政学理论与实际》(《Public Financein Theory and Practice》)。他认为在这门科学中，一方面包括大量的财政体制问题，例如税收制度、支出计划、预算程序、稳定政策、债务问题、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国会、行政机构、市政厅以及选民等等； 另一方面，在这些财政体制的运行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政府部门应该占有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多大份额？ 政府支出应该怎样选择和确定？ 应该如何选择税种？ 各种税收的真实负担者是谁？ 在各级政府之间怎样划分各种财政职能？ 怎样使高水平的就业和稳定的物价互相协调等等。所以，马斯格勒夫认为，财政学的研究，必须把对财政体制的透彻了解，同在预算政策下产生的经济问题的仔细分析结合起来，这两方面的研究，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是不行的。
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财政学倾向于政府政策的研究，特别是集中研究某些核心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分散的市场机制进行适当的处理。例如，外部事物（或外部经济条件）的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调整，高度就业和稳定价格的维持，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加以解决。将政治程序的中心作用引入财政决策中，这就使财政学的研究越出了狭窄的经济学范围而扩展到政治科学和哲学的领域中去了。
阅读书目： 《资本主义财政》王传纶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现代西方财政学》薛天栋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公共财政学》〔美〕 O·埃克斯坦著，张愚山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