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自由化产生的根源
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我国泛滥的原因并不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国内的、国际的,也与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失误有关。
(1) 历史根源。当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两种社会政治主张斗争的延续。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社会出现的政治思潮大论战中,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应该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到底要不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结果,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二次是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进行关于中国社会道路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为一种中间势力,幻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际上,国民党内战的失败和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已在实践上宣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彻底破产。第三次是建国后的1957年前后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和国内的局势不稳,向党和社会发起了进攻。他们攻击党的领导是 “党天下”,公开提出要 “轮流坐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在党的领导下,反右斗争取得了胜利。只要社会主义没有在全世界取得最终的胜利,那么这种反对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就将长期存在。粉碎 “四人帮” 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由此可见,新时期少数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2) 社会基础。从国内来看,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在保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它们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不会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但有可能产生少量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尤其是那些靠损害社会主义利益用不法手段致富的人们,更是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再加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和社会上其他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还存在,更何况,虽然我们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遗毒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干净。受这些遗毒的影响,还会产生新的蜕化变质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极少数人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必然的。从这三部分人利益的反映来看,必然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我国的社会基础。
(3) 国际根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形成和泛滥,也是与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斗争密不可分的。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国际环境就是两种社会制度进行着殊死的较量。自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来两种制度就开始了尖锐的斗争,到现在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因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资产阶级永远不会容忍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事实上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以来,资产阶级从没有停止过一天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和颠覆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西方国家用尽了武装干涉、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种种手段,都遭到了失败。今天,西方国家反社会主义之心不死,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用和平手段在我国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利用种种渠道和机会向国内渗透西方的思想和文化,鼓吹西方的社会政治模式,给国内搞自由化的人予以经济资助,在舆论上给他们造声势,培植反动势力,搞里应外合,甚至不惜利用外交手段亲自出面干涉我国内政,挥舞制裁的大棒。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 “和平演变” 战略是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产生的国际根源。
(4) 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在我国有一定的市场,就在于有些人缺乏一种看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在关于两种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不能全面地、辩证的、历史的、发展地看问题。一是不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所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不懂得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看不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看不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几代人浴血奋斗的结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二是不能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和艰难。不能正确地看待我国历史上的错误和现今工作中的失误,不能正确看待我国体制中存在的某些缺陷和我国社会的某些弊端,这些问题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在看待这些问题上,他们缺乏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而且连起码的常识和耐心也没有。非常轻率地误认为只要照搬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解决好所有一切问题。三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缺乏正确地认识方法。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还远远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一切都是历史和西方国家侵略造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但只要这种差距存在,就难免为一些缺乏历史知识和思想方法片面的人所误解,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能解决好中国的发展问题,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俘虏。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认识上的错误,往往成为某些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向往资本主义社会、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原因。
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在产生以后能很快在全社会泛滥开来,并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政治势力,也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学生闹事,“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前者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我国现阶段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然性,增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要性和长期性的统一的认识; 后者同样告诉我们只有重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并注意工作方法,常抓不懈,我们才能消除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