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新闻自由

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和财产私有制所允许的占有传播媒介报告消息、发表意见的自由。资产阶级要求“出版自由”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1页)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自由口号的目的是想以某种方式来论证自己的立场，他们始终坚持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和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并竭力想达到自己所坚持的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新闻活动在经济上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事业受企业家活动规律的支配。因此，只有拥有资本的人才有出版报刊、制作电视节目的“自由”。正象一切其他东西一样，新闻自由在那里也是可以购买的，据资产阶级学者计算，一家大型日报的创业资本需要1000万美元。显然，不是任何人都能拥有这样的自由，而只有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大垄断财团、资产阶级国家才拥有这样的自由。列宁指出：“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暗中收买、公开收买和制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舆论’的自由。这是事实。任何人永远也不可能驳倒它。”(《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2页)为了正确理解资产阶级社会法律所确定的出版自由，应该回答下列问题：“谁的自由？摆脱什么人、摆脱什么东西而取得自由？什么自由？”(《列宁全集》第30卷第78页)资产阶级关于出版和新闻活动的立法经历的阶段是与资产阶级本身所经历的道路一致的。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斗争的加剧，以及资产阶级国家制定的监督新闻报道的规定，出现了关于报刊活动细则的立法。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宪法上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自由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普遍控制之外，还存在着来自资产阶级国家的强硬的法律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只有制定经济和国家政策的统治阶级才享有真正的、更多的新闻自由。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天真幼稚的“丑闻揭露者”，民主派反对党以及共产主义的报刊，他们也可能给一定的自由。但如果这种自由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和大垄断资本势力就要用新的法律和恐怖手段镇压这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