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诗派

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诗创作中的一个文学流派。象征派是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流派之一，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于法国文艺界。最早把象征派诗歌理论和创作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少年中国学会的诗人。五四落潮时，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中国象征诗派逐渐形成。1925年8月，李金发出版了诗集《微雨》，形成了当时诗坛的一支异军。李金发采用法国象征诗派的手法创作新诗。他舍弃描写手法，用联想、隐喻、幻觉、暗示和省略跳跃等结构手法来象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生活，诗风晦涩朦胧，玄虚难解。其内容大多表现了当时在黑暗社会中没有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悲观、颓丧的情绪。李金发之后，取法于法国象征派诗而进行新诗创作的，还有王独清、穆木天、戴望舒、姚蓬子等。该派在诗艺的探索上有其积极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些诗人也受象征派诗的一些影响，如胡也频、何其芳、艾青、卞之琳等。这些人的诗风到了30年代中期发生了各种变化，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流派逐渐衰落。

象征诗派xiangzheng shipai

20年代的一个著名现代诗歌流派。从1920年开始，在法国留学的李金发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先后创作出版了三部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在中国新诗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在李金发之后，取法于法国象征派而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还有王独清、冯乃超、穆木天、姚篷子等，他们在现代诗坛上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象征诗派”。
19世纪末叶出现的法国象征派(代表诗人有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等)的诗歌理论对中国的象征诗人的文艺思想是有深刻的影响的。法国象征诗人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威登堡的“对应论”，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比喻成能与人的思想进行“感应”的“象征的森林”。在他们看来，文艺创作的目的就是用隐喻和暗示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官，使他们能把握住世界的隐秘和人们内心感情的微妙变化。李金发就曾说过他是“受波德莱尔和魏尔兰的影响而做诗”的。
在中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中，生死、梦幻和丑恶是很常见的表现主题；痛苦、感伤、孤独和绝望是反复出现的基调；死神、坟墓和野人是招之即来的诗歌形象，如冯乃超的《生命的哀歌》等诗，而最典型的是李金发的诗句：“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微笑。”和“死，如同晴春般美丽”等诗句。他们的诗作经常抒发的是丑恶环境造成的压抑、扭曲和变态的心理以及世纪末文人的消极颓废情绪，如“我从Cafe中出来/身上添了/中酒的疲倦”(王独清《我从Cafe中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诗作也有对人们“如猎犬争执在短墙之下”（李金发诗）的丑恶污浊社会现实的诅咒和抗议，也有象《弃妇》这样的对人间地狱里的受难者表示同情和悲悯的作品。
他们的诗歌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特色。他们的诗作重视捕捉刹那间闪现的灵感，常常用隐喻、象征、通感等手法来暗示和表达诗人恍惚的内心世界及其细微的变化。诗人的联想带有很大的时空跳跃性和主观随意性，诗的意象与意象之间，拆去了关联的桥梁(所以朱自清说李金发的诗“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儿，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串着瞧”)。另外他们的诗作喜欢选用半文半白、佶屈聱牙的语言，喜欢造一些欧化拗口的长句子，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令人莫明其妙，犹如坠身于云雾中。
客观地说，不管象征诗派有多少偏差和失误，它在新诗艺术上的探索，对于纠正“五四”以来诗歌的散文化不良倾向，是有一定的匡补作用，而且对后来的现代诗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