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巩固、充实、提高The Policy of Adjustment,Consolidation Strengthen,and Upgrade

又称 “八字方针”，是1961～1964年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由于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及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陷入三年困难时期，主要表现是： 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经济状况恶化，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财政连年出现大量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活日用品短缺，粮食供应尤为紧张。为了摆脱困境，1960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根据会议精神，8月底李富春在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对国民经济要进行“整顿、巩固、提高”。周恩来在审阅报告时将“整顿” 改为 “调整”，又增加了 “充实” 二字，从而形成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开始贯彻执行。
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 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八字方针” 的贯彻执行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调整的初期阶段，由于急于求成的思想没有清算，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又缺乏经验，“八字方针” 的贯彻很不得力，国民经济仍处于十分严峻的局面。为此，召开了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对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和当时的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在今后7年内，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八字方针”。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必须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在应当前进，可能前进的地方，则必须积极前进。并指出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最紧要的一年。1962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即西楼会议）上，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和如何调整的问题。陈云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会后，成立了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随着指导思想日益明确，认识逐步统一，开始进入“八字方针” 全面、深入贯彻执行的阶段。
第一，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国民经济最严重的问题是农业生产下降，粮食供应紧张，因此，调整首先从农业开始，重点放在对农村政策的调整上。1961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广州、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起草和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简称“农业六十条”)。决定停办公共食堂，取消过去实行的部分供给制，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对人民公社化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坚决退赔。明确宣布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但在所有制上，仍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次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实行以生产队 （即小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30年不变。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将这一改变列入修改后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经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在全国各地实行。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从而解决了公社化以来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同时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减少粮食征购量，降低农业税率，减轻农民负担。(2) 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超额加价奖励，允许一部分农副产品上市出售，自由定价。(3) 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农业投资和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4) 大规模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第二，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1958年以来下放不当的管理权限。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规定经济管理大权在近二三年内应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所有生产、基建、物资、劳动、收购、财务工作都要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1962年3月，中央作出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决定，对银行业务实行完全、彻底的垂直领导。要求银行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加强对信贷和现金的管理。4月，中央又作出 《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制止一切侵占国家资金的错误做法，并重申了不许挪用国家资金的 “十项禁令”。加强集中统一管理，有利于把全国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最急需的方面。但是，重视运用行政命令手段，而不是放开搞活，也反映出这次调整中指导思想的局限性。
第三，压缩基本建设和生产规模，降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即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综合平衡，把建设规模调整到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的程度； 把工业生产调整到同农业所提供的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为了缩短基本建设规模，各地区、各部门停建、缓建了大批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同时建立严格的基本建设审批制度。对工业生产部门进行大改组，巩固效益好的企业，加强重点骨干企业以及与农业生产资料有关的企业和轻工业。1961年9月，中央发出 《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凡是物资消耗大、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中小企业，分别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保留下来的企业则按照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即 “工业70条”)进行整顿。
第四，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1958年到1961年，国家财政连年出现大量赤字，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尽力发展日用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二是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各项事业费和国防费，减少财政支出。三是在保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的同时，对糖果、糕点、自行车等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开设高价饭店，以回笼货币。并在村镇集市贸易放开之后，进一步在城市建立农贸市场，开辟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改善人民生活。
经过1962年的全面调整，到次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困难时期尚未完全结束。为此，次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以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由以调整为主转向了巩固、充实、提高。主要措施有： (1) 大抓企业的扭亏增盈。(2) 审慎引进项目，填补缺门。(3) 加强生产建设中的薄弱部门和环节。(4) 在设备维修方面，着重解决大型精密设备和进口设备的修理、关键配件的供应，有计划地、逐步更换老基地、老企业的已失去生产效能的设备，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5) 开发油田，发展石油工业，实现石油自给。1963年到1964年的继续调整工作，进展比较顺利，虽然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 “左” 的错误，开展了 “四清”、“反修”、“备战” 等运动，干扰了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对国民经济调整产生了不利影响，但从整个八字方针的贯彻来看，还是取得了巨大成效的。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宣布： “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60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注意到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初次提出了进行整顿和调整的任务。8月，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进一步提出，1961年的经济建设工作“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加了“充实”二字。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明确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李富春在所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必须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指出，一定要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要着重搞质量、品种。全会决定：“从一九六一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经济建设方针的重大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跃进”时期进入了调整阶段。这次会议之后，在全国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1961年，主要是调整农村政策、发展农业、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改善市场供应、压缩基建战线和收回下放过多的权力等。但由于当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能够全力进行调整，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61年8月中央庐山工作会议认识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工业生产的内部结构，是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进行了分析。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指出了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陈云在讲话中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确分析了经济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坚决进行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调整工作的主要内容是：(1)调整农村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1961年起草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重点在解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1962年制定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把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进一步解决了平均主义问题，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坚决改变高征购的错误，降低1962年粮食征购量，减轻了农民负担。通过压缩城镇人口，压缩农村水利建设规模，充实农业第一线劳动力。到1962年农业总劳动力达21 278万人，超过1957年的水平。增加农田化肥、拖拉机、排灌动力机械和小农具的供应，大幅度提高粮食、油料、生猪、家禽、蛋类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银行增加农业贷款。从而加强了农业战线，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2)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压缩重工业生产。为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中央规定：收回下放过多的财权，基建单位订货必须持有银行签署的证明，贷款不得用于基建，对建设项目制定了严格的审批制度，要求计划外工程一律停建。由于措施有力，执行坚决，急剧膨胀的基本建设规模得到了控制。对重工业，除加强石油、煤炭、化工等薄弱环节外，冶金、机械、建材等工业部门都降低了发展速度。(3)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实行关停并转。一是压低工业生产指标，降低发展速度；二是调整工业内部结构，重点加强轻工业和支农工业；三是关停并转企业，即对那些没有原材料、物资消耗大、产品质量低、长期亏损的企业，或关闭、或停产，或与别的企业合并，或转产。对于保留企业，依据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进行整顿。(4)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这项工作从1961年开始到1963年6月基本完成。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2600万人。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和粮食供应的压力，有利于工业的调整，支援了农业。(5)严格财经管理，控制通货膨胀。从1958年到1961年，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引起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增加收入，控制支出；清仓核资。在市场方面，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增加商品供应；稳定粮食等18种主要生活用品的价格，对针织品、自行车等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开放和加强城乡集市贸易的管理。加速了货币回笼，稳定了市场，增加了财政收入。经过调整，国民经济明显好转。农业生产开始恢复，1962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粮食产量增长8.5%，生猪年末头数增长32.4%。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好转。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分别上升为38.8%和28.9%，重工业比上年下降8.4%。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扭转了连续4年出现赤字的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回升。整个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再用两、三年时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9月，中共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除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外，重点是加强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更新设备，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适当组织专业化协作。到1965年，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原定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为以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旨在恢复被破坏的比例关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始于1958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加上当时农业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突出表现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基本建设规模太大，远远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可能承受的程度； 重工业发展过快，特别是钢铁工业孤军突出； 城市职工人数增加过多，经济效益急剧下降； 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轻纺工业生产随之下降； 财政连续四年出现赤字，通货膨胀； 市场商品短缺，人民生活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势，自1960年冬，党和政府注意纠正农村工作的“左”倾错误后，继而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基本内容是： 调整农轻重及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大力加强农业战线，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压缩重工业生产，关停一部分落后企业，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降低积累率，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 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变革中获得的成果，并使之向纵深发展； 充实一些新发展起来的事业的内容，以便收到更大的经济效果； 提高产品质量、管理水平及劳动生产率。其中，调整是中心环节。从1962年起，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至1964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