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四书大全说

 哲学著作。十卷。明清间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撰者事迹参见“《船山遗书》”条)
 《读四书大全说》按《四书大全》的卷次为序分为若干章，每章分为若干段，每段论述一个中心问题。
 《四书大全》是明永乐年间胡广等人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广收宋元以来程、朱派学者对《四书》的解释而汇成的一部书。王夫之借对《四书大全》的批判，论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该书卷一为《大学》,共十一章。卷二、三为《中庸》,共三十三章。卷四、五、六、七为《论语》,共二十篇。后三卷为《孟子》共十四篇。
 该书在《大学》卷批评先儒将知行分离的观点，认为知和行不可截然分开，它们是互相依附的：“先儒分致知格物属知，诚意以下属行，是通将《大学》分作两节。大分段处且如此说，若逐项下手工夫，则致知格物亦有行，诚意以下至平天下亦无不有知。”又说：“盖天下之事，固因豫立，而亦无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并举双方下棋之例来说明知与行的关系。《大全》认为，立教之本在于家教；“所云本者，以家国对勘：教家者，教国之本，孝弟慈者，事君、事长、使众之本也。唯其不假强为，则同命于天，同率于性，天理流行，性命各正，非仅可通于家而不可行于国也。……故立教之本，有端可识，而推广无难也。”该书认为礼的作用是限欲，这种见解同于《韩非子》。“欲得不辟，须一天成之矩为之范围，为之防闲，则礼是已。故曰‘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礼以简束其身，矫偏而使一于正，则以此准己之得失者，即以此而定人之美恶，不待于好求恶，于恶求美，而美恶粲然，无或蔽之矣。此修身所以为齐家之本。舍是，则虽欲平情以其家，不可得也。”该书还论述了“明明德”、“好好色、恶恶臭”、“正心”等命题。
 《中庸》篇解释了“中庸”的词义；批评程、朱的学风：“程、朱二先生，从《戴记》中抽出者一篇文字，以作宗盟，抑佛、老，故随拈一句，即与他下一痛砭，学者亦须分别观之使得。”关于“仁”、“尊贤”问题：“‘仁’字说得来深阔，引来归之于人，又引而归之于‘亲亲’、‘尊贤’,自然不可泯灭，与自然不颠倒之节文者，人道也；而尊亲在此，等杀在此，修道修身者以此，故知人道之敏政也。《中庸》此处，费尽心力写出，关生切明，诸儒全然未省。”关于仁、义关系，该书说：“仁与义如首之应尾，呼之应吸。”“礼贯于仁义之中而生仁义之大用。”若统论之：则知天者，仁、知之品节者也；知人者，知、仁之同流者也。”“人道有两义，必备举而后其可敏政之理著焉。道也、仁也、义也、礼也，此立人之道，人之所当修者。”“道者，天与人所同也，天所与立而人必繇之者也。德者，己所有也，天授之人而人用以行也。……故达德而亦人道也。以德行道，而所以行之者必一焉，则敏之之事也。”从此可看出，修道、修仁、修义、修礼，养成遵道、义、仁、礼之人，这是作人之本。
 《论语》篇首论“学”与“习”的问题，该书认为：“本文一‘学’字，是兼所学之事与为学之功言，包括原尽，彻乎‘时习’而皆以云学。”揭示古人治国之法，贬汉儒无知：“古帝王治天下之大径大法，统谓之礼，故六官所谓之周礼。三纲五常是礼之本原。忠、志、文之异尚，即此三纲五常见诸行事者品节之详略耳。所损所益，即损益此礼也。故本文与‘所’字直顶上说。马季长不识礼字，将打作两橛，三纲五常之外，别有中、质、文。……只此便是汉儒不知道、大胡乱处。”该篇还有论克己与复礼问题：“夫谓克己、复礼，工夫相为互成而无待改辙，则可；即谓己不克则礼不复，故复礼者必资克己，亦犹可也；若云克己便能复礼，克己之外，无别复礼之功，则悖道甚矣。”又说：“可云不克己则礼不可复，亦可云不复礼则己不可克。若漫不知复礼之功，只猛著一股气力，求己克之，则何者为己，何者为非己，直是不得分明。”此段文字说明，克己的目的是为了复礼，不克己，礼就不能复。但克己并不能代替复礼，好象克己必然会导致复礼。如果不为复礼而克己，那将是盲目的，是未解克己复礼之义而导致不得分明。关于知、行关系问题上，该书批评朱熹的“知先行后”的观点是把知、行分为两节，主张在认识过程中“知行始终不相离”,总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这点是对《大学》篇中所述之补充。
 《孟子》篇中阐述了理气关系、道器关系和理欲关系等。该书反对程朱将理气分割为二，强调理气不可分割。他认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气”和“理”,前者是其物质始基，后者则为其所表现的规律，二者不能分离，但“气”是根本，“理”则依附于它。“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强调“天人之蕴，一气而已，坚持理依于气的“气一元论”。关于道、器关系，该书从气一元论出发，认为道一是指阴阳二气的存在，二是指规律。道犹如柳树生长出来的枝叶和其表现的生气盎然之原因，而器犹如柳树生长的样子，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在理、欲关系上，该书认为天理寓于人欲之中，“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意为人欲得到满足，即是天理的实现。用“终不离欲而别有理”,即“欲外无理”,驳斥朱熹等人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论点，从而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赞同胡宏“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和戴震“理者存乎欲”的论断。指出孰不知“人欲”本身即为“天理”。
 《读四书大全说》是王夫之思想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观点鲜明，立论准确，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读四书大全说》在王夫之卒后，由其子王敔收入《船山遗书》刊行于世，后又收入金陵本《船山遗书》中，一九七五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是用清同治四年(1865年)金陵(今南京)本《船山遗书》本为底本，加以校勘、标点、分段而成书的。分上下两册出版。正文前后分别有前言和标点后记。

读四书大全说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凡10卷。为作者读明代胡广等人奉钦命编纂的《四书大全》的札记，作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后收入《船山遗书》，1975年中华书局点校出版单行本。在伦理思想方面，坚持气一元论，反对宋儒分性为天命、气质之说，而提出“性即理”，理者“气之理也”(卷10)。主张理“游行于气中”，“性在气质中”(《论语·阳货》)。在理欲关系上，反对将二者对立起来，“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理至处，欲无非理。”(《论语·宪问》)认为二者相互依存，理存在于欲中，“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孟子·梁惠王下》)理为欲本身的规定，是欲合乎道德的“度”的标准。并在此意义上指出，理即是欲，欲即是理，“圣人有欲，其欲即天之理，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学者有理有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论语·里仁》)亦认为理欲之区别“只争公私诚伪”，即一己之欲望为人之私欲，人类之共同需要为公共之天理。“夫在物者天理，在己者私欲也。”(《论语·雍也》)要求人们于“人欲中择天理，天理中辨人欲”(《孟子·离娄下》)，在满足欲望方面，提出“夫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仁义未尝不利也。”(卷10)公倡社会“于天理人情上挈着个均平方正之矩”，“以整齐”民众之“好恶而平施之”(卷1)。在道德修养上，强调行为主体的自觉性，“君不能以礼使我而我自忠，则君不备臣而我备君；父不欲以慈养我而我自孝，则父不备子而我备父”(《孟子·尽心上》)。指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是“正心”，即培养坚定的道德意志。“正者防其邪”，“正其心者，存养有本”(《论语·子罕》)。书中亦宣扬了传统的纲常名教，“夫三纲五常者，礼之体也；忠、质、文者，礼之用也”(《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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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批评宋明理学的著作。十卷。清初王夫之(生平见《张子正蒙注》条)撰。《四书大全》是明永乐间儒家奉敕编纂，广收宋元以来程朱学者对《四书》解释而汇编的一部书。其中包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王夫之通过评判此书，深入研究了程朱理学，考辨各家异同，围绕理气关系、知行关系和理欲关系等宋明时期长期争论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
全书按《四书》原来的篇章顺序排列，分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四卷，孟子三卷。对《四书》本文提出解释，同时对《四书大全》中错误观点予以批驳，“不坠俗儒，不入异端”，实际上是对宋明时期哲学论争作了批判的总结。在理气关系问题上，发挥张载“气一元论”，坚持“理依于气”的唯物主义气本论，“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从而批判了从周敦颐到朱熹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学说。阐述知行关系，力图全面清算“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路线，注意总结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长期争鸣的思想成果，在理论上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结论。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朴素实践观，是王夫之认识论的精华。还论述了理欲问题，肯定道德与人的物质生活欲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提出“圣人有欲，其欲即天之理。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人欲之各得，即天理大同”。给宋明以来“去人欲，存天理”人欲天理对立的谬论予以有力的抨击。
197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读四书大全说》标点本。1982年湖南岳麓书社精校编印《王船山全书》亦予收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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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十卷。以读书札记形式，按《四书》原书的篇章次序，借用其中某些命题阐述己见。抨击理学，批评政治。后收入《船山遗书》，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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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清王夫之(详见《四书考异》)撰。是书析理极精，认为《四书大全》所引朱子之说，有绝非出自朱子，而为门人所假托者；有的为朱子之说，而也不可从者；有意甚是，而说不详者。而诸儒之说，又互有是非，皆为剖辨，驳正引申。至于释氏狂谬，解姚江偏见，分别尤严，曲尽洞达，词畅而理无不显。该书有同治四年(1865)金陵遗书刊本。

读四书大全说

哲学著作。王夫之著，共10卷。为阅读《四书大全》的读书札记。《四书大全》为明永乐年间 (1403—1424) 胡广等以朱熹的 《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汇聚程朱派诸学者对《四书》 的解释编成。王氏按其原有篇章次序，借用其中某些命题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批判宋明理学。针对程、朱“理能生气”、“理在气外”、“知先行后”、“存天理，灭人欲” 等论点，王氏指出： “理与气元（原）不可分作两截”，“气外更无孤立虚托之理”，“理不先而气不后”； “知行终始不相离”，“知行并进而有功”，“行必统知”； 天理寓于人欲，“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作者还结合自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考察，抨击理学家三代以下 “人欲横流”的历史退化论。书中说： “三代以上与后世不同，大经大法皆未所备”，反映了作者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但该书在不少问题上仍未摆脱程朱理学的影响。收入《船山遗书》，1975年中华书局校点出版单行本。岳麓书社新版《船山全书》 编入第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