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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 读史方舆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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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

明末清初顾祖禹编。共130卷。以明代行政区划为依据,分区记述历代地理沿革,并详记有关史实。其中历代州域形势9卷,记述唐虞三代至明代的历代道省州郡县区划沿革;南北直隶十三省114卷,记述直隶等13省所属如县、山河、关卫的方位和原委;山川原委6卷,采录历代地理书中对山川、江河的记载而成;天文分野1卷,列述历代史志有关星宿分野之说。书后附有《舆图要览》4卷。该书的侧重点为地理沿革和山川战守形势。编者经历明亡的变故以后,隐居不仕,用20多年的时间,参考历代正史和100多种地方志,编成该书。其目的是因痛心于明朝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因而遭致亡国的史事,希望该书有助于反清复明的大业。称道:“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异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其论古今的关系也说:“知古非难,知今为难。夫古不参之以今则古实难用,今不考之于古则今且安恃。”具有鲜明的实用倾向。故张之洞称:“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说:“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正因如此,该书论说颇多独到之处,材料组织也很严整,纲目分明,体大精思,在古今地理著作中罕有其匹。其中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最有特色,写得十分精彩,每一篇都可以看作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如论直隶形势说:“直隶雄峙东北,关山阻险,所以隔阂奚戎,藩屏中夏。说者曰: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前襟漕河,北枕大漠。秦晋为之唇齿而斥堠无惊,江淮贡其囷输而资储有备。鱼盐枣粟,多于瀛海碣石之间;突骑折冲,近在上谷渔阳之境。修耕屯而塘泊之利可兴,振师干而开宁之疆在握,此真抚御六合之宏规也。然而居庸当陵寝之旁,古北在肘掖之下,谕关一线为辽海之咽喉,紫荆片垒系燕方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二三百里之外,藩篱疏薄,肩背单塞,老成谋国者早已切切忧之”。该书也有不足之处,与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相比,实地勘察不够。如作者自序所说:“予也未尝溯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所引多为间接史料,以致常因旧书之误而误。此书有嘉庆十六年(1811)四川万育活字初刊本,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合刊。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又,许鸿磐有《读史方舆纪要考证》一书,补充该书史料考订的不足,可参考。


古籍名著《读史方舆纪要》的年代、作者和内容精讲 - 可可诗词网

读史方舆纪要

 历史地理学著作。一百三十卷。清顾祖禹撰。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679年)。
 顾祖禹,字端五,号景范。因祖籍为无锡宛溪,故尊称为宛溪先生。其父柔谦早年入赘于常熟谭氏,年二十七而生祖禹,故又尝自署为常熟顾祖禹。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顾祖禹入闽为耿精忠幕僚,欲借机实现反清复明理想。三藩失败后北归,馆于昆山徐氏,饱览传是楼藏书。清康熙二十六年,徐乾学奉诏修《大清一统志》,慕顾祖禹名,聘入京师局中。他自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倾二十余年的精力,终于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完成了这一巨著。顾祖禹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研读了“二十一史”,一百余种地方志书以及其他地理著作,结合自己的实践所得,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祖国的历史沿革地理。
 顾祖禹认为,历史与地理是不可分开的学问,历史学是历史地理学的向导,而历史地理学又为历史学提供了形象的图籍。因此,他将自己的这部巨著命名为《读史方舆纪要》。他认为,历史地理学不仅应研究历史沿革地理,还应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举凡郡邑、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贡赋、分野等问题都应包括在内。因此,他在写作时严格规定了去取标准,即以史为主,兼及形势、河渠、关隘、外夷,名胜等则汰去之。
 本书卷首有顾祖禹自叙三篇,叙述本书的写作动机与目的;另有二十六则凡例,概要地说明了本书的主旨。
 本书卷一至九为“历代州域形势”,叙述了上古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晋及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诸代统治区域及行政地理的变化,并以相当的篇幅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记述了上述各代重要的军事行动。
 卷十至一百二十三则是以明代行政区划为依据,记载了省、府、州、县行政地理的变化及山水、关隘、城镇、乡村等。具体分为:卷一至十八,直隶;卷十九至二十九,江南;卷三十至三十八,山东(附朝鲜);卷三十九至四十五,山西;卷四十六至五十一,河南;卷五十二至六十五,陕西;卷六十六至七十四,四川;卷七十五至八十二,湖广;卷八十三至八十八,江西;卷八十九至九十四,浙江;卷九十五至九十九,福建;卷一百至一百零五,广东;卷一百零六至一百十二,广西;卷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一十九,云南;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二十三,贵州。每一地区前均冠以小序一篇,总述该地区的山川大势及古今征战事略。然后叙述该地区的山川险要和行政地理的变化。最后以府为单位,引用丰富的资料,分别说明各州、县的地理沿革、山川水利等。
 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九以专门的篇幅叙述了黄河、淮河、汉江、长江、北盘江、南盘江、运河、沿海地区以及《禹贡》中有关山川的记载。
 卷一百三十为“分野”,摘录了历代史书中有关各地星宿分野的记载。
 《读史方舆纪要》与我国古代其他地理著作相比有如下特点:
 一、有丰富的军事地理知识,这也是本书最具特色的部分。顾祖禹认为,地利对于军事行动,犹如饮食之于人、舟车之于远行一般重要。因此,他十分注意从历史上寻根探源地论述某一城填、山川、关隘在军事行动上的价值。他认为,江南地区是能与天下相抗衡的地方,并征引史书中记载的从春秋战国直至明初的史实来证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同时就明代将江南包括于畿辅之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还更进一步地阐述了江淮地区对于整个江南地区的重要作用,即:这一地区北连山东,西接河南,与中原地区形援相及,呼吸相闻,为自古至今的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江淮之间是五方辐辏,百货云集,田畴肥沃,山川殷实,远近不能及。因此,保卫国家必须保卫长江,而保卫长江则又必须以保卫淮河为先。若淮河不守,则是唇亡齿寒,国势去矣。他的这一见解不仅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特别是清军南下战略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为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上无数的战例所证明。在具体地点的记载中,他也注意收集军事地理方面的资料。如:卷十一“顺天府怀柔县大水峪关”条下记载:该关有城,但城旁地势平坦,敌兵易入。但该关以北十八里之段伏岭及八十里之安子岭(今鞍子岭),地势险要,可资防御。此外,他对于因地制宜的用兵策略也颇有论述。
 二、对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撰写本书以前,顾祖禹曾对历代经济问题做过一定的研究,并就盐铁、马政、贡赋等问题积累了一批资料,但都散失无存。后又因病侵事烦,无暇补缀。尽管如此,他对历史时期经济地理的变化,如交通、漕运等问题仍是十分关心。如对苏州府的记载:苏州邻近长江、太湖,土地肥沃、民户殷实,物产丰盈,所出田赋在国内常居首位。本地对于国家犹如家中之有仓库,人体之有胸腹一般。只要仓库充实,胸腹无恙,则不可谓之穷困。所以,从五代以后,东南的财富可以与西北的军兵争雄于天下。在讲到湖南、湖北时,顾祖禹指出:这一地区正在开发,沃野一望无际。每年二熟的稻谷用大船装载东运,保证江浙一带的粮食供应。事实上,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等府的粮食供应已经要仰靠两湖地区了。在卷十二“完县濡水”条下记载:县城西北四十里之龙池,旧有灌溉之利,今已湮没。对于因生产发展、交通便利而兴盛起来的工商业市镇,顾祖禹也注意记录。如卷十一“(北)通州大通关”条中说明,本处是百货汇集之地。同卷“武清县河西务”条下也指出,河西务已成为商民聚集、舟船辐辏之地。
 三、对水道及水利的重视。关心水道,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优秀传统之一,顾祖禹继承了这一传统,对江、河、湖、海的沿革、变迁和利弊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除在各省区已有的论述外,还以六卷的篇幅来专门记载大江、大河的状况及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在论述太湖水利时他写道:松江、娄江、东江的通塞与否是太湖利病的根源所在,直接影响到浙西地区的农业生产,而浙西地区的丰歉与否又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上述三江的通塞问题是不可轻视的。他并援引了自刘宋元嘉年间直至明万历年间这一带水利事业兴废的历史事实和各种治水的主张,使读者对这一问题能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他用了两卷的篇幅详细叙述了古老黄河的发源、流经、变迁、河患等等,对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河患问题十分关注。他认为,河患不去,国计民生就无从谈起。他对明朝潘季驯等人既保证漕运通畅,又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主张十分赞同,并以较大篇幅介绍了这些主张。对于那种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味保证漕运的消极治河主张,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种做法在中国古代的地理学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四、对地理沿革变迁的细致考订和独到见解。本书收录地名达三万余条,顾祖禹几乎都做了详尽的考订。在卷一至卷九的“历代州域形势”部分中,他详细说明了从上古至明末全国行政区划的沿革变迁。对于历代都城的设置,他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即:都城的设置除了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顾祖禹对中国的著名古都长安(今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些城市之所以成为某一时期的国都,不仅有地理方面的原因,还有交通运输、粮食供应、军事战略等方面的原因,从而得出了不可单纯依赖所谓“形胜”设都的观点。能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古代政治中心的变化原因,这是顾祖禹明显地超越了前代及同时代其他地理学者的地方。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顾祖禹主要是通过对各类史籍的研读来考察问题的,在某些问题的叙述上不够准确,比如对长江、黄河源头的记载。在某些问题上的论点也值得商榷。但本书自始至终贯穿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于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军事、经济、政治等问题从地理的角度提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即使是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方面,他也得出了不少新的结论。因此,《读史方舆纪要》不仅是一部具有自己特色的沿革地理巨著,也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为地理学成为清代学术中的三大绝学之一打下了基础。
 清康熙五年(1666年),无锡华商原出资刊刻了《凡例》及“历代州域形势”,共五卷。本书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成书后一直以抄本流传。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川龙万育敷文阁始将全书刻出,书后附《舆图要览》四卷。清末道光、光绪年间的许多刻本中,以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新化邹代过三味书室刻本校勘较为精审。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商务印书馆据龙万育刻本排印出版,并编入《国学基本丛书》。一九五五年,中华书局用商务旧纸型重印本书,并据邹代过刻本进行校勘,编有《读史方舆纪要校记》,是目前最好的版本。另外,日本学者青山定男编有《读史方舆纪要索引》一书(一九三三年东京文化学院铅印本、一九三九年增订本),可供参考。

古代兵法之《读史方舆纪要》原文和鉴赏 - 可可诗词网

读史方舆纪要

 [原文] (节选)

总 叙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间。子于是书,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辩别攻守,远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所适从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诉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聩聩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 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𪤁之邱、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 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暂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鸟足与言地利哉! 善乎,孙子之言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敌不能与我战。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 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 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 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 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吾虑举足动步或将有碍焉者也。客其益广所闻,无过恃吾之书也已。”
 或曰:“审如子言,则乡导之于地利重矣。然则子之书其可废乎?”
 曰:“何可废也! 孙子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东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尝无沮洳之地; 东南多水,而未尝无险仄之乡。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 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司,乃欲执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何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尝于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安在不为敌所愚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不然,曾瞒之智,犹惕息于阳平;武侯之明,尚迟回于子午。乃谓求地利于临时,而不求地昨于平日,岂通论哉! 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 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 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 此吾书所以必不可废也。
 “且不独行军之一端也。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找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 则疆域之盘错、 山泽之巧匿, 与夫耕桑水泉之利、 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 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 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
 “然则孙子之说固未当乎?”
 曰:“非也。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异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鉴赏]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杰出的爱国学者和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辑著的一部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名著。全书130卷,舆地要览图36幅、沿革表35份,共280多万字。现有嘉庆十七年龙氏刻本、中华书局重印商务《万有文库》本等版本行世。清人许鸿磐作《方舆考证》100卷,对顾书有所补订。
 顾祖禹 (公元1631年—公元1692年,一说公元1624年-公元1680年)。字瑞五,号景范,自署为常熟人(因从母氏),实则世居无锡宛溪,故自号宛溪,人亦称宛溪先生。明亡后,随父移家常熟,隐居不仕。他愤恨明末官吏腐败无能,有“关河天险”而不能守,于是在十分贫因的生活条件下,用21年时间(29~50岁),博览群书,考证史事,参考“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方志,并实地考察许多地区,将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写成了《读史方舆纪要》。
 这部巨著以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为纵线,以明代国土疆域和行政区划为轮廓,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周边地域、各要塞城堡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历代郡县的变迁和各地的山川险要、战守形势,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和古代军事史的重要文献。该书问世后一直为兵家所重,被誉为“千古绝作”、“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近代有名的改革者梁启超称赞该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史方舆纪要》的主旨是在于使时人与后世看清地理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所谓方舆,就是指地理形势。该书综记“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其核心就是在于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它指出,战守攻取应以分析地理形势为基础,无论“起事”之地,或“立本”之地,都须“审天下之大势”而后定,否则,不免于败亡。如“立本”之要在于择都,拱卫首都乃是军事建设的重心。以明代北京为例,主张多层设防:近畿三辅;内三关;蓟州(今天津蓟县)、宣府(今河北宣化)、保定三点相互为援;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与三卫(今河北东北部、长城外及辽宁西部一带),以及三齐(今山东淄博、平度、泰安一带)、秦晋之地,皆需驻兵,构成多层藩篱。该书历代州域形势部分,综述了明以前各代州郡位置、形势,及其与用兵进退之策和成败的关系。各省方舆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区分述十五省的府、州、县形势与沿革、区划,以及各处历代所发生的重要战争。这两部分形成历代地理形势、沿革、区划与战史浑然一体的独特风格,构成全书的主体。舆图要览部分,实为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况说明、图、表组成。概况说明,总论天下大势、分论各省形势、山川险易、物产户口、边腹要地设防、兵员粮饷等情况;地图、除一省一图外,另有总图、京师图、九边图说、河海漕运图等;表、列有府州、县,山川险要,卫、所、关城的沿革、方位、区划、财赋、丁差、民情。作者之所以要综述如此浩繁的内容,正是因为这些内容“皆不可以不知也”。认识地理形势的重要性,“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即制敌取胜),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可以说是顾祖禹成书的根本目的。《读史方舆纪要》论述人与地理形势的关系时,强调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它指出,尽管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但它的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同一地形在不同情况下会起不同的作用,因此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地形。作者以函关、剑阁这两处“天下之险”为例,在分析战国、秦末和三国蜀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后,得出了“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增楼之邱、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水朽株,皆可以为敌难”的结论。这就是说,如得其人,到处有可以利用的地形; 如不得其人,哪怕有高山大泽和固若金场的城池作依靠,也是注定要败亡的。因此,作者强调“设险以得人为本”,不能只凭地利决定胜败;要求明白“险易无常处”之理,灵活运用地形。
 《读史方舆纪要》还对如何了解和运用地理形势提出了可取的见解。作者认为,了解地形贵在“先知”,即预先对地理情况有个全面的了解,这是善用兵者的前提。他说:“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只有平日掌握了“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的基本情况,理顺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临时再借助乡导,这样才不会上敌人的当。“先知”的具体办法是书本与乡导相结合,先从书本上把所有形胜、险易情况基本摸清,对“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灼然知之,而后广泛借助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这里作者在肯定孙子“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的同时,也肯定了地理书的重要作用,指出“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在对地理形势的运用问题上,作者指出用兵贵在随机应变,而不能受地理的束缚。他说:“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他对蒙古人灵活运用地形、不可捉摸的用兵方法极为赞赏,认为“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主张对千秋不易的城廓山川,要做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
 《读史方舆纪要》也还存在不足之处: 一是它对于旧籍中的错误记载,没有能够都给予纠正,亦不免间有失裁之处;二是作者生逢明亡不久,深怀故国之思,因此过于强调地理因素对于朝代兴衰存亡的意义和作用,进而深诋“《明一统志》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袭失伦,源流不备”,也未免过当;三是书中错误的地方亦自不少。诚然,作为一部规模浩繁的地理巨著,也在所难免。

读史方舆纪要

全国总志。清顾祖禹(1631—1692)撰。一百三十卷。祖禹字景范,自号宛溪子,人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廊下人。聪敏好学,尤功地理。受父嘱考历代著述, “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至二十九岁(1659)以复明意愿始撰是书,前后历经三十余年,凡二百八十余万字。按明末行政区划叙述历史地理沿革,详记史实。分四大部分:一为历代州域形势,按历史顺序记唐虞三代、春秋战国、以迄元明各朝方国、州、郡、府、县等政治区划和历史沿革。二为南北直隶十三省,分省载叙各省、州、县、山、川、关、卫的位置和源委。每省卷首冠以总序,论其历史要点。每卷论述,自选纲目,自作注释。逐县记载境内主要山川、关隘、桥、驿及城镇等。附记历史上废县及要地关隘。三为川渎。采录历代地理书中对于山川、江河的记载, “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四为天文、分野,列历代史志有关各地星宿分野之说。附录《舆图要览》四卷,自京师至各省,以及边疆漕运、海运、朝鲜、安南、沙漠和海夷等。均以图和表详载之。该书对我国历代都邑形势、山川险要、战守事迹、河渠水利等皆能贯通古今,详细论述。其体制,历代州域篇,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京省形势篇,则以地理为经,以朝代为纬,纵横交用,是一部规模宏伟壮丽的历史地理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以军事地理见长于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记述最详。另对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等变化,交通变迁、城市兴衰,漕运增减,以及各省区农业均为详载,对我国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研究也有重要价值。作者治学谨严,取材丰富,考证精审,超过前人同类著作。收录地名即达三万条以上,堪称中国历史地理重要工具书。有嘉庆十六年(1811)四川龙万育之敷文阁刻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铅印本, 《万有文库》本,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本。杨济安、杨忆坪《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文史知识》1982、3)可资参考。

《读史方舆纪要》

古代历史地理、军事地理著作。清代顾祖禹撰。顾祖禹历时20年写成。康熙三十一年(1692)成书。130卷,280多万字。舆地要览图36幅、沿革表35份。前9卷,记述历代王朝的盛衰及地理的历史州域形势、建制、沿革、山川与险要。中114卷,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叙述其疆域、沿革、城邑、山川、关隘、古迹、桥梁、驿站等。后6卷,总述禹贡山川的川渎异同,山川、漕河和海道。最后1卷载分野。附有《舆图要览》4卷,有全国总图、各省分图、边疆分图等。主要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全书参考书种达100多种,史料价值极为丰富。

读史方舆纪要

057 读史方舆纪要

地理著作。明末清初顾祖禹著。130卷,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主要叙历代州域形势,明末清初14省,叙述府州县疆域沿革、山川、关隘、古迹等;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山川险要、战守利害。末有《川渎异同》6卷、《分野》1卷。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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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dushi fangyu jiyao

清代地理名著。顾祖禹编著。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约在1692年前成书。顾祖禹,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字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常熟,故自署为常熟人。后又徙居无锡城东之宛溪,学者称为宛溪先生。少承家学,熟谙经史,好远游。值明代覆灭,感到 “四海陆沉,九州沸腾”,乃怀悲愤之心,隐居著作,从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直到临终前,历三十余年,撰成《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内容以明末清初行政区划为主,叙述各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险隘、关塞攻守等,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和战守形势军事史的重要文献。有人认为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作参考。在其著作中,反映了人的能动性和地理条件关系的辩证思想,例如,他说即使有“金城汤池”之固,“不得其人以守之”,还不如“培𪤁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就是“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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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

沿革地理和军事地理名著。一百三十卷。明末清初顾祖禹撰。顾祖禹(1631—1692),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因生于常熟,自署常熟人。后迁居无锡城东宛溪,又被称为宛溪先生。地理学家。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地理学。从二十九岁起至五十岁,孜孜不倦地努力于著述此书。清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起兵时,他入闽投效耿精忠,参加反清复明的军事斗争。后一度应约参与《大清一统志》编修,但毅然拒绝出仕。他秉承父亲顾柔谦的遗命,为了对反清复明的大业有所助益,用毕生精力,“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一),完成这部二百八十余万字的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至卷九写历代州域形势,卷十至卷二十九写直隶、江南,卷三十至卷四十五写山东、山西,卷四十六至卷一百二十三,写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最后七卷,则包括川渎异同、分野。全书结构严整明晰,参考了二十一史和一百多种地方志,以明末清初的政区为范围,叙述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书中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和山川险要战守利害,不愧为沿革地理和军事地理的杰作。
全书具有很多独到的创见和鲜明的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史为主,以志为证,全面叙述各地沿革。书中大量内容是写府州县的疆域、政区沿革、山川、漕渠、关隘、古迹,并着重考订古今郡县的变化。这是完全符合《读史方舆纪要》书名及其编写宗旨的。顾祖禹曾经说:“禹之为是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此书之立体者也。”(《读史方舆纪要》彭序)由于作者娴熟史志,立论严缜,所以叙述多有精辟之处。例如,《辽史》中并没有关于辽朝迁都的记载,人们只知辽有五京,上京临潢府是首都,余则为陪都。而顾祖禹在书中却说:“契丹以临潢为皇都,亦曰上京……辽西曰中京,宋景德四年(1007)隆绪(辽圣宗)城辽西为中京,府曰大定,自上京徙都焉。”(卷八《历代州域形势八》)经研究证明,顾祖禹所言确当,令人折服。
第二,对山川险易和地理形势的论述详明,具有军事地理的浓厚色彩。据《清史列传》卷七十所载,顾柔谦深感“《明一统志》于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而当事者对于山川形势、关河天险、攻守利弊,不是无知就是不得要领,终于亡国。因此,他告诫祖禹要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者。顾祖禹秉承父训,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历史事迹,推论成败得失,博览深思,写得非常认真。可以说,《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从内容到文字,都是全书精华所在,十分精彩,每篇都堪称为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难怪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景范这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这光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
第三,作者高屋建瓴地以经世致用的思想通贯全书。经世致用,在明末清初的先进士大夫中间颇为注重。顾祖禹从地理角度出发,以一代方舆,总结四千余年治乱兴亡、国计民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总序三)。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水利关系到国运命脉,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专列川渎异同六卷,对黄河、淮河、汉水、长江、盘江、漕河以及海道,穷源委竟地加以研讨。特别是对于历代治河名家的治河理论与治河方略,此书都广为搜集,摘要录入时复加以评议。这些显然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同时,书中关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和城邑市镇的盛衰等,也都有详细的记载。可见,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强调经世致用的地理名著。
《读史方舆纪要》使人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形胜。魏禧称赞此书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魏序)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也说它是“千古绝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该书“体裁组织之严整明晰,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给予很高的评价。
此书刊行较晚。作者死后百余年,清嘉庆十六年(1811)才有四川龙万育的活字本问世。道光、光绪时有多种刻本,其中以光绪二十五年年(1899)新化邹代过的三味书室刻本较为精善。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国学基本丛书》本是根据龙万育本排印的。中华书局1955年用《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分为六册,并以邹代过本进行了校勘,后附有《读书方舆纪要校记》,是目前最通用的一种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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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

清顾祖禹撰。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作者在30余年中参阅321部正史和100多种地方志,以明末清初行政区划,分叙府、州、县沿革、山川、关隘、古迹、城镇等。各卷论述有大纲,有分注。内容繁富,考证精当。书中着重对山川险易与用兵战守攻取、兴亡成败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论述。又据正史对旧舆地书名实不符或错误,予以订正。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

读史方舆纪要

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军事地理著作。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成书。全书130卷,舆地要览图36幅、沿革表35份,共280多万字。前9卷叙述历代州域形势、建制、沿革、山川与险要。中114卷,以明代政区为单位,逐一叙述其疆域、沿革、城邑、山川、关隘、古迹,以至桥梁、驿站等。后6卷,总述山川、漕河和海道。最后1卷载分野。附“舆图要览”4卷,有当时全国总图、各省分图、边疆分图等。梁启超(1873~1929)称其“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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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理名著。顾祖禹编撰。130卷。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成书。作者崇尚民族气节,明亡不仕,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30余年之力,参稽二十一史及地方志百余种,编成此书。首叙历代州域形势,次及明末清初京师与13布政司(共14省)以下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以地理之有关政治、军事的观点,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全书正文顶行书写,注低一格,层次清楚,脉络分明。末有《川渎异同》6卷及《分野》1卷,是研究中国军事史和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读史方舆纪要

书名。清顾祖禹编撰。一百三十卷。书中以明末清初行政区划,叙述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附有图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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