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白虎堂

“特犯不犯”，是我国小说艺术中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相同的人物事件中写出其不同的个性，做到所谓“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 (见李卓吾评《水浒》)。一般说来，我国古典小说评点家主要把这个概念用于章与章、人与人的比较中，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如“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等等。其实，在《水浒全传》的各章节中，作者往往也能做到“特犯不犯”，把各个几乎相同的事物写得各有特点，错落有致。在这方面，林冲误入白虎堂这回书是颇有代表性的。
在这回书中，作者一口气写了三次冲突。从冲突的性质来看，它们都是围绕着高衙内要调戏林冲的妻子而展开的，其“相犯”之处是很明显的。但是，作者却能明察秋毫，“在同而不同处有辩” (李卓吾评《水浒》)，不仅把三次冲突写得各有特点，而且在三次冲突中一层一层地剥出了事物的本质，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第一次冲突全然是平地生波。林冲与鲁智深正在喝酒，忽见使女锦儿跑来报信： “娘子在庙中和人合口”！ 林冲急忙跑去看，却待下拳要打时，认得是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只好恨恨做罢。在这次冲突中，高衙内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其骄横淫逸的性格却十分突出； 而林冲呢？他既有“下拳”要打的英雄本色，又有恨恨而去的忍耐，——一个骄横之气未消，一个 “先自手软了”，所以，必然要导致冲突向更深一层发展。
第二次冲突虽然还是围绕着高衙内要调戏林冲娘子的问题展开的，但作者却盘旋作势，另换了一副笔墨。他不去写高衙内派人去抢林冲的娘子，却让帮闲富安给高衙内出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把林冲的娘子骗到陆虞候家调戏。由于冲突的方式改变了，所以作者不仅进一步写出了高衙内的淫荡无耻，而且还写出了他的奸诈狡猾、心狠手毒。同时，林冲这个人物也处理得极有分寸：他虽然“拏了一把解腕尖刀”，却并不敢直接去找高衙内算帐，只是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 重上樊楼前去寻陆虞候， 回来又在他门前等了一晚。 因此，尽管林冲有反抗的行为，而他的反抗可以说是用软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只敢杀帮凶，不敢杀元凶。这固然是他 “能忍自安”的性格的进一步发展，可是假如作者不变换一副笔墨，直接写高衙内来抢人，那林冲的性格恐怕就不会被表现得这么入情入理，耐人寻味。
假如说，作者把第一、二次冲突写得面目迥异还仅仅是个“特犯不犯”的技巧问题的话，那么，作者描写相同冲突的第三副笔墨就不仅是个技巧问题，而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了。在第三次冲突中，高衙内的目的还是想要霸占林冲的妻子，可作者却干脆把他扔在了一边，让他的父亲——奸臣高俅亲自出马。这样，本来几乎是属于 “民事纠纷” 的问题就一下子被摆到了北宋王朝政权的天平上，要称一称孰轻孰重了。按理说，高俅并不是不知道是非曲直，甚至在对林冲下毒手之前还犹豫过：“……我寻思起来，若为惜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生是好？”可是，这毕竟是 “猫哭老鼠”的假慈悲，当他一想到 “救得我孩儿好了时”，便不惜送掉 “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性命了。因此，作者同样写高俅等人设害八的毒计，却只由陆虞候说： “如此如此使得”，并不象高衙内设计时明白说出，这一方面变化了笔墨，做到了“不犯”， 同时也写得高俅更为老练狡猾； 作者同样是写设毒计害人， 高衙内的计只是为把林冲的老婆搞到手，得片时之欢，而高俅的计却只要把林冲害死，斩草除根。而林冲呢？在上一个冲突中，他明知罪魁祸首是高衙内，却不敢找他去算帐； 在这一次冲突中，他明知是高俅陷害他，却不敢使出“神威”来，任凭高太尉的手下军卒把他横推倒拽拿了下去。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作者确实用 “相犯”的题目做出了完全“不相犯”的文章。他不仅抓住了每个“相犯”题目的不同特点，而且还能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深入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那就是： 在北宋王朝的黑暗社会里，国家机器完全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正直善良的人被它逼得无路可走；越是软弱，也就越能招来杀身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