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

古代诗学概念。晋陆机《文赋》中以十体论文，首先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其原意是讲诗歌的特点是以精美的辞采抒发情感。“缘情”在现存的《陆机集》中凡三见。《文赋》之外，二见于《叹逝赋》：“乐隤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三见于《思归赋》：“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情”都是泛指情感。缘，因；绮靡，原指精美的织物，这里引申为美的辞藻。刘勰《文心雕龙》云：“《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辨骚》)，“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时序》)，都是用的引申义。魏晋是中国古代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在文艺创作中，人们的审美意识一是关注人的主观情感，二是追求辞采之美。“诗缘情而绮靡，”就是这种创作思潮、审美意识的理论表现。后人对陆机之说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误解。一是将“诗缘情”直接等同于“诗言志”。如李善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五臣注：“翰曰：诗言志，故缘情。”这类诠释完全混淆了两个命题的不同内涵(参见“诗言志”条)。单以“情”而论，《诗大序》中虽然也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情”主要指因政治治乱，风俗盛衰而产生的怨怒、哀思，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其具体内容是政治的、伦理的；陆机所说的“情”则为纯属个人因四时风物、亲故荣落而产生的悲喜感叹。“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文赋》)，其态度为体验的，审美的。情、志不分和专讲缘情，表现了不同时代的理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的不同看法，也是儒家诗学与非儒家诗学的鲜明分界。二是将“诗缘情”解释为专言闺房儿女子之情，将“绮靡”说成是雕藻淫艳的形式。持此说者，多为清人。朱彝尊《与高念祖论诗书》：“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沈德潜《说诗晬语》：“《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先失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钞序》：“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他们都从儒家正统诗学的立场出发，来曲解文义，讨伐异端。甚至把齐梁宫体，历代艳情之作的出现，归罪于缘情之说，根本违背历史事实。而能较正确地阐发“诗缘情”本意的，有明顾起元，清汪师韩、王闿运诸家。顾起元《锦研斋次草序》：“昔士衡《文赋》有曰：‘诗缘情而绮靡’，玷斯语者，谓为六代之滥觞，不知作者内激于志，外荡于物，志与物泊然相遭于标举兴会之时，而旖旎佚丽之形出焉。绮靡者，情之所自溢也；不绮靡不可以言情。彼欲饰情而为绮靡，或谓必汰绮靡而致其情，皆非工于缘情者矣。”王闿运《湘绮楼论文章体法》：“宋、齐游宴，藻绘山川；梁、陈巧思，寓言闺阁；皆知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近代儒生，深讳绮靡，乃区分奇偶，轻诋六朝，不解缘情之言，疑为淫哇之语。”清儒多斥缘情绮靡为“不知义理”，汪师韩则列举历代名作，予以驳斥，见其《诗学纂闻》。

诗缘情

 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西晋陆机 《文赋》在谈到诗与赋的区别时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就是 “诗缘情” 的最早出处。这里将 “缘情” 与 “体物” 对举，以说明诗与赋的区别： 诗重在抒情，赋重在状物。有趣的是，后来，“诗缘情”却与 “诗言志” 唱起了对台戏。现代有些学者如周作人，曾从文字训诂的角度，来论证 “缘情” 与 “言志” 本来是一回事，如 《毛诗序》就说：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事实上，传统诗学所谓 “志”与 “情”是有特定内涵的，“志”特指志向怀抱，“情” 泛指七情六欲。“言志”,就是表达修齐治平的志向怀抱； “缘情”,就是表达人的七情六欲。这表现出传统诗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是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责任感，一方面是作为自然人的情感。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欧阳修位至宰相，他的诗文及主编的 《新唐书》、《新五代史》,都表现出正统文人的志向怀抱； 但在其词集《醉翁琴趣》 中，却让人看到另一个欧阳修，柳永式的欧阳修。曾有批评家说，《醉翁琴趣》 中的“艳词” 是其 “仇人无名子所为”,故意混入其词集中，以此来玷污正人君子清白的名声。这种说法显然不值一驳。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柳永。这位词人给人的印象是 “风流才子”,连小说中都写他死后只有妓女来悼念。如果读过他的 《乐章集》,就知道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不可能给他带上 “诗圣” 或 “人民诗人” 的桂冠。有趣的是，后来人们发现了柳永写的一首 《煮海歌》,简直与其“艳词” 判若两人，使人想起杜甫的 “三吏”、“三别”,想起白居易的 “新乐府”。这种矛盾，就是 “言志” 与 “缘情” 的矛盾。事实上，“言志” 与 “缘情”诗人的两面，唯其统一，才构成了一个诗人的 “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