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通论

诗经学专著。十八卷。清姚际恒(1647—1715)撰。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安徽休宁人，长期寓居浙江仁和（今杭州），诸生。博览群籍，潜心百家，年五十始作《九经通论》，历十四载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成书，《诗经通论》为其中的一种，又著有《庸言录》，末附《古今伪书考》。《诗经通论》有姚氏自序，目录卷前有《诗经论旨》和《诗韵谱》，从自序和《论旨》中可以窥见作者的诗学观点。对于前人的诗学著作，他认为“《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虽有得失，可备观而弗论，《郑笺》卤莽灭裂，世多不从，又无论矣”，故是书的重点是评论《诗序》和《诗集传》，他认为《诗序》是卫宏所作，驳杂不可信，并举《大雅·抑》、《周颂·潜》两篇序文，以为《诗序》晚出之证；对《集传》则讥诋尤力，且多过激之词，攻朱甚于攻《序》，矫枉过正，有失公允。姚氏自视甚高，笔舌滔滔，放言高论，批评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他认为把《关雎》篇的“雎鸠”说成“挚而有别”，把《汉广》中的“乔木”说成“上疏无枝”，都是陈言习语，凿空妄谈。姚氏论诗，主张排除汉、宋门户之见，从诗篇本文去探求诗旨。故其书力去陈言，用文学观点解释诗义，确为一大特色。对于具体诗篇，或诠释诗旨，或分析作法，或圈评鉴赏，皆有独到之见。如说《鄘风·君子偕老》中的“邦之媛”，犹后世所言“国色”，认为此篇是宋玉《神女赋》、曹植《感甄赋》的滥觞；谓《豳风·东山》“末章骀荡之极，真是出人意表。后人作从军诗必描写闺情，全祖之”。书中评注鉴赏，亦不乏精彩之论：如《葛生》第四章“夏之日，冬之夜”，第五章改为“冬之夜，夏之日”，姚氏评曰：“此换句特见时光流转。”《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下，姚氏评曰：“无寒字，觉寒气逼人。”凡此，皆赏析独到，大可启发读者文思，提高鉴赏能力。姚氏曾对宋人提出的“趁韵”之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如解《丘中有麻》，谓子嗟、子国必非人名，而是“丘中有麻”之“麻”字，“丘中有麦”之“麦”字的“趁韵”字，并推论《鄘风·桑中》之“孟弋”、“孟庸”，《郑风·山有扶苏》之“子充”，说“弋”、“庸”、“充”都是“趁韵”的用词。按照这样的解释，《丘中有麻》、《桑中》、《山有扶苏》说的都只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更不是三个人。诗歌须要协韵，须要重复，因而用了没有意义的“趁韵”字，与内容无甚关系，这确是姚氏的一个重要论点，如果此说能够进一步完善，《国风》中不少难题，可望迎刃而解。这些独特的见解，在汉、唐人的经解中是找不到的。《诗经通论》有清道光十七年(1837)韩城王笃刻本，又有1927年双流郑璋复印本和1958年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标点本。

诗经通论

清初姚际恒著。卷前有《诗经论旨》、《诗韵谱》二篇。当时正值汉学与宋学激烈论争，姚际恒不为二者所囿，独立解诗，探求诗旨，并在《自序》中批评道：“前之遵《序》者，《集传》出而尽反之； 以遵《集传》；后之驳《集传》者，又尽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极。”指出“汉人之失在于固”，《诗序》解《诗》“虽不无一二宛合，而固滞、胶结、宽泛、填凑，诸弊丛集”；“宋人之失在于妄”。《诗集传》虽驳《诗序》之非，但仍有不少因袭旧说之处，甚至“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同时指出“明人之失在于凿”。其解说《诗经》，“惟是涵詠篇章，寻绎文意.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力求探求诗之本义，亦不拘于朴学家的繁琐考证，自由立论，大胆发微，采取求实的态度，对难解或不详之处也阙而存疑，不妄发论。对各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如赋、比、兴的运用，章法的讲究等也有评论。姚氏在《诗经》研究上首开自由研究之风，此后方玉润撰《诗经原始》即主要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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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通论

清人皮锡瑞撰。作为今文学派的又一代表，皮锡瑞采录三家诗说，分别论述了“毛传不可信”、“毛义不及三家”、“诗序今文可信古文不可信”，以鲜明的态度倡言今文诗而驳难古文诗，并采取举例及引述前人著述、见解等方式进行论述。此外，还论述了十五国风之次当从郑玄《诗谱》、诗皆入乐、孔子删诗、笙诗及逸诗等问题，认为“诗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对《诗经》中的爱情诗篇，要求读者不要“以文害辞”，应知晓其微言大义。《诗经通论》采取论证形式表述观点，并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从宏观的角度论《诗》，并多取三家诗说、史籍故记、前人叙说以为论据，有一定的价值。

诗经通论

《诗经》研究著作。十八卷。清姚际恒撰。姚际恒(1647—约1715)，字立方(一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寓居浙江仁和(今杭州)。康熙时诸生，博涉群书，后专事经学。五十岁开始注经，凡十四年而书成，名《九经通论》。《诗经通论》就是其中之一。《九经通论》除《诗经》、《仪礼》两种外，其他均已亡佚。

卷前有《诗经论旨》、《诗韵谱》两篇。《诗经论旨》为作者治《诗》的大纲。《诗韵谱》根据平水韵韵部，将《诗经》押韵情况分为本韵、通韵、叶韵三类。《诗经通论》正文的内容，除《诗经》经文外，包括注韵类，标赋、比、兴，加评语，文字训诂，以及诗旨分析。前三种都是夹注，后二种置于诗后，《毛诗序》被废弃不用。

朱熹《诗集传》自从元、明二代作为科举取士标准之后，几乎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士子们甚至只知《诗集传》而不知有《毛诗》。而有些学者则专门反对《诗集传》，完全遵奉《毛诗序》，如明代郝敬的《毛诗原解》。但这种囿于成见的聚讼，不辨是非，只能是专己守残而已。此等流弊，至清初仍很有影响，因此姚际恒以“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自序》)的原则解《诗》，其论一出，“听者欣然，以为得未曾闻”(王笃《序》)。在《诗》学领域吹进一阵清新的风。其实，姚际恒治《诗》的原则，同朱熹的“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诗集传·自序》)的治《诗》原则，在方法论上是相似的，所以他们都能对前人的成说提出质疑，都能倡立自己的新说。尽管姚际恒力诋朱熹《诗集传》，但在《诗经》研究史上，两人都属于创新者的类型。

《诗经通论》的精彩之处在“诗旨分析”，缺憾之处也在于此。如《卫风·硕人》，《毛诗序》根据《左传》，认为是卫庄姜美而无子，诗人同情她而作此诗。朱熹也从《序》说，姚际恒一般很推崇《左传》关于诗旨的记载，认为“若此者真《诗》之序也”(《自序》)。但是对《硕人》，他还是坚持从诗篇本身内容出发，认为“诗中无闵意”，《左传》也不过是“据后事为说，不可执泥”。他涵泳篇章的结果，认为这是庄姜初嫁卫国，国人赞美她的诗。此解比较符合诗篇的情调。又如《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描写男女爱情的美丽诗篇，但历来不知被曲解了多少次。《毛诗序》说是“恶无礼”;朱熹说是“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王柏斥之为“淫诗”，要将其从《诗经》中删去；方玉润又将其穿凿为“拒招隐”的诗。姚际恒根据诗中用词，提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昏姻之诗”，相当有眼光。尤其对末章“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他认为“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欤？”肯定这是描写男女情爱炽热的诗句，更是道封建经师所不敢道。可惜，作者解诗并非都那么精辟，如《召南·摽有梅》，诗句中女求男之意明白无疑，《毛诗序》说“男女及时”，《毛传》解释为“急辞”、“不待备礼”，朱熹虽给它套上“贞信自守”的桎梏，但也指出“惧其嫁不及时”的一面，这些说解虽不能完全切合诗旨，但总算相去不远。而姚际恒却异想天开地将这首诗解释为“卿大夫为君求庶士之诗”，他的理由是：“男求乎女，此天地之大义，乃以为女求男，此‘求’字必不可通。而且忧烦急迫至于如此，廉耻道丧，尚谓之《二南》之风，文王之化，可乎！”有这样一段封建伦理横亘于胸中，眼光自然就失真了。此外，作者攻朱不遗余力，虽然有廓清流弊的作用，但学术上难免显得偏激，有故意唱反调的倾向。如朱熹倡“淫诗”说，作者就必以“刺淫之诗”驳斥之。其实“刺淫之诗”无非重弹《毛序》老调，比“淫诗”说离开诗旨更为遥远。

作者对诗句还加有圈评，这完全是从文学角度出发，已越出经学的范围。他说：“诗何以必加圈评……予亦以明诗旨也。知其辞之妙而其义可知，知其义之妙而其旨亦可知。学者于此可以思过半矣。”(《自序》)他深谙文学作品中主题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识见高人一等。方玉润《诗经原始》在这一点上就是步其后而有所发展。

作者仿朱熹《诗集传》，为每章诗都标出赋、比、兴，他还增加了“兴而比”一类，认为“增其一途焉，则兴、比可以无淆乱矣”(《诗经论旨》)。虽然这一增设未能真正触及赋、比、兴的实质区别，但亦可自成一说。至于他的标韵，以平水韵韵目为标准，基础就是错的，无可称道。

总之，《诗经通论》的可贵，在于摆脱汉、宋门户之见，就诗论诗的独立精神。在以复兴汉学为特点的整个清代《诗》学中，具有这种精神的不过姚际恒和方玉润、崔述等数人，而姚氏为其首。

有道光十七年《1837)韩城王笃刻本，又有1927年双流郑璋复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校点本，是顾颉刚先生在二十年代据王刻本校点的。

诗经通论

（清）姚际恒撰姚际恒(1647—约1715)清安徽新安人，字立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字善夫)，号首源。长期居住在浙江的仁和。康熙时诸生。与毛奇龄同时，也是毛在学问上的诤友。少折节读书，泛滥百家，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阅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此外并有《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庸言录》等著作。据闫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与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所载，阎若璩对于伪古文《尚书》的考证，多引证姚际恒《尚书通论》的见解。毛奇龄 《西河诗话》也盛称其经学根柢的深厚。可见在清初，姚际恒即以博淹通敏与大胆疑古为学术界所见重。其所著除《九经通论》 中的《诗经》、《仪礼》两种，以及《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等几种外，大多已亡佚。姚际恒的 《诗经通论》在《诗经》研究中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宋代开始，学者对“传”、“笺”、“诗序”的本身发生怀疑。最初是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和苏辙的《诗经传》，后来又有郑樵的《诗辨妄》和王质的《诗总闻》，而集大成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宋代以后，又有一些祖述毛、郑的人，据《诗序》来攻击朱熹，如马端临明白地提出“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在清朝汉学大盛的时候，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都是以攻朱尊序著名的。尊序与宗朱，是几百年诗经学研究中激烈争论的中心。在这期间，能够不牵涉到这个议论纷争中去，而能从诗的本义说诗的，只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几个人。《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依傍诗序，不附和集传，能从诗的本文中探求诗的意旨，从而对诗经的内容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作者在自序中谓“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摆脱汉、宋人的门户之见，大胆地怀疑古人的说法，置诗经于平易近人之境，这种自由立论，不拘泥于朴学家繁琐饾饤的考据，开辟了说诗的新风气。姚氏指出 《集传》虽然表示力反序说，但因袭旧说之处仍然不少，甚至于“时复阳违之而阴从之”。元、明以后，朱熹的《诗集传》被封建朝廷定为科举取士的准则，同样成为拘囿知识分子头脑的工具，姚际恒的这种抨击，客观上起了一种启蒙破惑的作用。当然，姚际恒终究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他不能不受到封建礼教思想和传袭的 《传》、《疏》学说所局限。对于一些天真活泼的男女恋歌，他都认为是“刺淫之诗”。对于一些男女相思之情的作品，姚氏同毛、郑一样，硬加上君臣或朋友思念等等的封建教条，将正面的描写说成反面的讽刺。可见他虽然可以攻诗序、攻朱熹，而对于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系统是不能打破的。本书有道光十七年(1837)韩城王笃刻本；又有1927年双流郑璋覆刻本；顾颉刚先生曾据王刻本加以校点，1958年中华书局采用此本重印。

诗经通论

清姚际恒(1647—约1715)撰。十八卷。际恒字立方，号首源，安徽新安人，康熙朝诸生。少时折节读书，泛览百家。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经学。十四年间屏绝交游，潜心研核，遂成《九经通论》百七十卷。是编即其中之一论。其说诗，以为汉人之失在于固，世代相传，恪守家法，虽踳驳胶结，尤信而不疑。宋儒之失在于妄，由力诋“诗序”之诬进而大肆放言，谓郑诗为淫，谓“三百篇”失次。于是，不依傍“诗序”，不盲从“集传”，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四库全书总目》诋其学术甚厉，然其为时人所称引。有中华书局标点本。

诗经通论

《诗经》研究著作。十八卷。清姚际恒撰。姚际恒(1647—约1715)，字立方（一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寓居浙江仁和（今杭州）。康熙时诸生，博涉群书，后专事经学。五十岁开始注经，凡十四年而书成，名《九经通论》。《诗经通论》就是其中之一。《九经通论》除《诗经》、《仪礼》两种外，其他均已亡佚。
卷前有《诗经论旨》、《诗韵谱》两篇。《诗经论旨》为作者治《诗》的大纲。《诗韵谱》根据平水韵韵部，将《诗经》押韵情况分为本韵、通韵、叶韵三类。《诗经通论》正文的内容，除《诗经》经文外，包括注韵类，标赋、比、兴，加评语，文字训诂，以及诗旨分析。前三种都是夹注，后二种置于诗后，《毛诗序》被废弃不用。
朱熹《诗集传》自从元、明二代作为科举取士标准之后，几乎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士子们甚至只知《诗集传》而不知有《毛诗》。而有些学者则专门反对《诗集传》，完全遵奉《毛诗序》，如明代郝敬的《毛诗原解》。但这种囿于成见的聚讼，不辨是非，只能是专己守残而已。此等流弊，至清初仍很有影响，因此姚际恒以“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自序》)的原则解《诗》，其论一出，“听者欣然，以为得未曾闻”(王笃《序》)。在《诗》学领域吹进一阵清新的风。其实，姚际恒治《诗》的原则，同朱熹的“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诗集传·自序》)的治《诗》原则，在方法论上是相似的，所以他们都能对前人的成说提出质疑，都能倡立自己的新说。尽管姚际恒力诋朱熹《诗集传》，但在《诗经》研究史上，两人都属于创新者的类型。
《诗经通论》的精彩之处在“诗旨分析”，缺憾之处也在于此。如《卫风·硕人》，《毛诗序》根据《左传》，认为是卫庄姜美而无子，诗人同情她而作此诗。朱熹也从《序》说，姚际恒一般很推崇《左传》关于诗旨的记载，认为“若此者真《诗》之序也”(《自序》)。但是对《硕人》，他还是坚持从诗篇本身内容出发，认为“诗中无闵意”，《左传》也不过是“据后事为说，不可执泥”。他涵泳篇章的结果，认为这是庄姜初嫁卫国，国人赞美她的诗。此解比较符合诗篇的情调。又如《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描写男女爱情的美丽诗篇，但历来不知被曲解了多少次。《毛诗序》说是“恶无礼”；朱熹说是“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王柏斥之为“淫诗”，要将其从《诗经》中删去；方玉润又将其穿凿为“拒招隐”的诗。姚际恒根据诗中用词，提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昏姻之诗”，相当有眼光。尤其对末章“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他认为“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欤？”肯定这是描写男女情爱炽热的诗句，更是道封建经师所不敢道。可惜，作者解诗并非都那么精辟，如《召南·摽有梅》，诗句中女求男之意明白无疑，《毛诗序》说“男女及时”，《毛传》解释为“急辞”、“不待备礼”，朱熹虽给它套上“贞信自守”的桎梏，但也指出“惧其嫁不及时”的一面，这些说解虽不能完全切合诗旨，但总算相去不远。而姚际恒却异想天开地将这首诗解释为“卿大夫为君求庶士之诗”，他的理由是：“男求乎女，此天地之大义，乃以为女求男，此‘求’字必不可通。而且忧烦急迫至于如此，廉耻道丧，尚谓之《二南》之风，文王之化，可乎！”有这样一段封建伦理横亘于胸中，眼光自然就失真了。此外，作者攻朱不遗余力，虽然有廓清流弊的作用，但学术上难免显得偏激，有故意唱反调的倾向。如朱熹倡“淫诗”说，作者就必以“刺淫之诗”驳斥之。其实“刺淫之诗”无非重弹《毛序》老调，比“淫诗”说离开诗旨更为遥远。
作者对诗句还加有圈评，这完全是从文学角度出发，已越出经学的范围。他说：“诗何以必加圈评……予亦以明诗旨也。知其辞之妙而其义可知，知其义之妙而其旨亦可知。学者于此可以思过半矣。”(《自序》)他深谙文学作品中主题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识见高人一等。方玉润《诗经原始》在这一点上就是步其后而有所发展。
作者仿朱熹《诗集传》，为每章诗都标出赋、比、兴，他还增加了“兴而比”一类，认为“增其一途焉，则兴、比可以无淆乱矣”(《诗经论旨》)。虽然这一增设未能真正触及赋、比、兴的实质区别，但亦可自成一说。至于他的标韵，以平水韵韵目为标准，基础就是错的，无可称道。
总之，《诗经通论》的可贵，在于摆脱汉、宋门户之见，就诗论诗的独立精神。在以复兴汉学为特点的整个清代《诗》学中，具有这种精神的不过姚际恒和方玉润、崔述等数人，而姚氏为其首。
有道光十七年《1837)韩城王笃刻本，又有1927年双流郑璋复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校点本，是顾颉刚先生在二十年代据王刻本校点的。

诗经通论

十八卷。姚际恒 (1647? —1715?)撰。姚际恒字立方 (《四库提要》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长期居住仁和 （今浙江杭州）。清代学者，经学家。康熙时诸生。初博览群书，潜心百家。后弃词章之学，专治经学，博古究经，苦耕十四年，著《九经通论》(今见者唯《诗经通论》)，为毛奇龄所叹服。另有《庸言录》、《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目》等。自宋至清，研究《诗经》多门派之争，或宗汉从《诗序》，或宗宋从朱熹。不为时风左右，不带宗派门户偏见，求实创新，有显著成就者，首推姚际恒。是书成书于康熙年间汉、宋学斗争之时，它不受传统传疏束缚，认为《诗序》无论大序、小序皆东汉人卫宏所撰，多不可信；而朱熹《集传》虽反《诗序》，又每每阳违之而阴从之。汉学、宋学各有缺点和谬误，“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故是书论诗，既不追随《诗序》，亦不附合《集传》，正如《自序》中所云“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义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主张以求实精神，从诗的本文探求诗义，对历代各家注疏逐一辨析。求得了部分诗篇本义，对历代说诗歪曲诗义处多有驳斥，尤对朱熹《诗集传》驳难最力。有些篇章，录列汉、宋各家释义逐一驳诘，因提不出新解，便以“不可详”或“不得其解”存疑，不肯妄断。是书除逐章串讲诗文，通解全篇意旨外，间或有艺术表现手法的评析。指明诗中的赋、比、兴手法，从章法、句法、修辞法，均有精确评价。如评《关雎》第二章曰：“通篇关键，在此一章。”评《卷耳》末章云：“四 ‘矣’字，有急管繁弦之意。”评《广汉》谓每章最后三句“一字不换，此方谓一唱三叹。”评 《鄘风 ·君子偕老》中 “邦之媛”，犹后世所言“国色”，此篇乃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此类见解能突破前人成说，开辟了《诗经》研究之新学风，至今仍可供借鉴，极有价值。然谓一些男女恋歌为“刺淫”之作，则是其因袭传统，美中不足。因是书不倚任何门派，故当时不受重视，《四库全书》竟不录。百余年后，其价值渐被发现。方玉润《诗经原始》多采其说。郑振铎赞曰“此书极为重要，多独特的新解，而能超出于毛 （亨）、朱 （熹）的聚讼之外”。最初之版本为道光十七年韩城王笃刻本，后有1927年双流郑璋复印本，1958年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点校本为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