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始

《诗经》注本。十八卷。清方玉润(1811—1883)撰。方玉润，云南广南人。曾为曾国藩幕僚，后任陇州州判。著有《鸿濛室丛书》。《诗经原始》有《凡例》、《诗旨》各一篇。《凡例》介绍编写主旨和体例；《诗旨》论述历代各家论《诗》的得失。方氏认为历来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性情与《诗》绝不相近，故往往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不能得诗人言外之意。他主张循文按义，探求《诗》的本旨。自序说他撰写此书，不顾《序》、《传》及姚际恒《诗经通论》，名之曰《原始》，盖欲原诗人始意也。该书主要特色在于能够注意阐发诗篇的文学意义，行文亦富有文采。方氏主张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如其论《芣苢》谓：“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从文艺欣赏角度探讨诗旨，足使解经之家，相形见绌。其论写作方法，亦颇精到。如论《陟岵》篇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评《七月》篇中有朴拙处，有疏落处，有风华处，有典核处，有萧散处，有精致处，有凄婉处，有山野处，有华贵处，有悠扬处，有庄重处，无体不备，有美必臻。其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见臻此境界。本书眉批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不但论及写作风格，并兼及它对后世诗风的影响。如《黍离》篇批云：“二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徊无限。此专以描叙虚神，擅长凭吊，诗中绝唱也。唐人刘沧、许浑怀古诗，往往袭其音调。”方玉润用文学观点评论《诗经》的艺术成就、写作手法，很受姚际恒的影响，但他所取得的成绩，似已驾乎姚氏之上，成为清代后期具有新倾向的诗经学家。但由于时代的限制，有些地方仍然仅是在旧说的基础上，花样翻新而已。如《葛覃》篇改《诗序》“后妃之本”为“敦妇本”，《采蘩》篇改《诗序》“夫人不失职”为“夫人亲蚕事于公宫”。有些地方虽然不用《诗序》，所解却十分离奇，如谓《野有死麕》为“拒招隐也”，《摽有梅》为“讽君相求贤也”，《行露》为“贫士却昏以远嫌也”等等。凡此，皆此书之败笔。《诗经原始》有《云南丛书》本、1924年上海泰东书局影印本。另有中华书局1986年排印本，由今人李先耕点校。

诗经原始

清朝末年方玉润撰。全书18卷，正文前附《诗无邪太极图》、《十五国风与地图》、《诸国世次图》、《作诗时世图》以及个别诗句图法，帮助读者掌握《诗经》物事。在《诗旨》节又以己意对各家有关诗旨的评价进行述评。其体例是先立小序而言诗旨，次评诸家论述而申己意，次附《集释》并《标韵》，大多又附有《眉评》。是继姚际恒《诗经通论》后又一部有独特思想的论《诗》之作。《自序》云“反复涵詠，参论其间，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冲破当时盛行的今文学派诗说樊篱，并对各个时期包括本朝诸贤的《诗经》研究成果进行比照取舍，然后“原诗人始意”，对《诗经》诸篇的主旨、章句以及训诂等作出较客观的解释，多采姚际恒《诗经通论》新说。该书一改传统的笺注疏证方法，以大胆的态度和求实精神推原《诗经》本义，虽仍突不破封建诗教的传统框架，但却以对各诗主旨的客观论述和精当评说，在《诗经》研究史上独树一帜，注入了清新沁爽的空气。

诗经原始

《诗经》研究著作。十八卷，卷首二卷。清方玉润撰。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号鸿濛室主人。宝宁(今云南广南)人。官陇州州判。有《诗经原始》、《星烈日记》等。

卷首上卷为凡例及十五国舆地图、七月流火之图、诸国世次图等图谱。卷首下卷总论诗旨。正文十八卷由六部分组成：一、方氏于每一篇诗前自拟一诗序，废《毛诗序》不录。有不明诗意者，则云“未详”。二、经文联属成篇，以求首尾相贯。分章处用小字标出。经文旁另有圈点，并以小字加眉评及旁批。三、诗旨论辨，类似现代之“题解”。四、附录。证引前人对诗旨或各章义旨的分析。但这一部分并非每篇诗都有。五、集释。证引前人对诗句的名物训诂，间或阐述己见，则加“案”字以别之。六、标韵。标明诗句押韵字及韵部。

《诗经原始》可资后人吸收借鉴的精彩之处大要有二点：一、分析诗的主题立论平允，时有新见，妙悟解颐。清儒说诗，不外乎尊毛与反毛两家，双方各存成见，难免偏执。方玉润的说诗原则却是“不顾序(《毛诗序》)，不顾传(朱熹《诗集传》)，亦不顾论(姚际恒《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诗经原始·自序》)，“舍却序、传，直探古入作诗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诗经原始·诗旨》)。可见他能超脱于门户之外，持比较客观的眼光。如《齐风·猗嗟》，《毛诗序》、《诗集传》及《诗经通论》均以为“剌诗”，方氏独以为“美鲁庄公材艺之美也”。他说：“诚哉齐侯之甥也，意本赞美。以其母不贤，故自后人观之而以为剌耳。于是纷纷议论，并谓‘展我甥兮’一句以为微词，将诗人忠厚待人本意尽情说坏，是皆后儒深文苛刻之论有以启之也。愚于是诗不以为剌而以为美，非为主异，原诗人作诗本意，盖如是耳。”他能不囿于旧说，就诗论诗，便是识见过人处。他提出诗不必篇篇有为而作的命题，无疑是对传统“美剌”说的重大挑战。虽然方玉润对《诗经》总体的论述仍大弹“圣人删诗，惩恶劝善”的陈调，但他对具体诗篇的分析，却往往不自觉地与其总体论点相抵牾。而这些抵牾之处，已经微露将《诗经》从经典宝座上请下来，回复其民歌、祭歌、宴飨歌曲本来面目的端倪。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论诗旨要抓住全部，不可拘执细节。斤斤于诗的具体指斥，每一句必求有着落，这是历代经学家的大弊，姚际恒论诗已能注意到这点，方玉润更进而明确地提出并实践之，可见他的诗学已时时下意识地跳出经学的范围。二、以文学的眼光来分析《诗经》，对其艺术特点有精辟的见解。如《魏风·陟岵》，方氏曰：“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这段分析完全摆脱经生的眼光，对诗篇作布局分析、笔法分析、乃至心理分析，使读者更能得其妙处。对《诗经》作文学艺术的分析，如明代戴君恩《读风臆评》、钟惺《评点诗经》等都有先例，但戴、钟诸人于诗旨皆从毛、朱，一无是正，所以分析也不能中肯。将诗旨分析与文学分析合为一体的，自姚际恒《诗经通论》始，方玉润踵其后。方氏书后出，所以较姚氏在文学分析方面更全面深入。此外方氏的眉评及旁批，亦不乏精彩之处，似不能因为带有章句帖括习气而全部否定之。

《诗经原始》的不足，除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在在流露，造成诗旨分析有偏差之外，主要问题还在“集释”与“标韵”两部分。方氏治诗，训诂非所长，其集释多从朱熹《诗集传》，新见不多，朱熹误释者也不能纠正。方氏之前，顾炎武、江永、戴震诸学者悉心研究《诗经》古韵，成绩斐然，但方氏却批评他们“各以私意自定古音，其能免非古而自命为古之诮乎？”(《诗经原始·凡例》)这种偏执的看法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欠缺，具体则表现为他竟用平水韵来划定《诗经》古韵。读者今天看这部分，“集释”、“标韵”可以略而不读。

收入《鸿濛室丛书》，有同治辛未陇东分署刊本。又收入《云南丛书》，有民国三年刊本。今通行易见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

诗经原始

清方玉润(1811—1883)撰。十八卷。玉润字友石。号黝石，宝宁（今云南广南县）人，曾为曾国藩幕僚。任陇州州判十八年，卒于任上。著述繁富，有《鸿濛室丛书》、《文钞》、《诗钞》、《风雨怀人集》等三十六种。其论诗，既不满于汉学，以为《毛诗序》托名立说，颇多诬枉；亦不满于宋学，朱熹虽驳“毛序”，却未能脱其窠臼，又误读孔子“郑声淫”一语，谓《郑风》皆淫诗，其所失误亦不逊于伪托附会。至读姚际恒《诗经通论》，颇有所悟，对其繁征远引，辨论于《毛诗序》、《诗集传》之间，大为称许；唯嫌其剖抉未精，立论未允，义少辨多，不足以针盲起废。乃尽废前人旧说，反复涵咏，参论其间，务求于三百篇本文中得古人作诗之旨。名其书为“原始”，即欲推原诗人始意初衷。有一九一四年云南图书馆刊《云南丛书》本。 一九二四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影印本。

诗经原始

《诗经》研究著作。十八卷，卷首二卷。清方玉润撰。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号鸿濛室主人。宝宁（今云南广南）人。官陇州州判。有《诗经原始》、《星烈日记》等。
卷首上卷为凡例及十五国舆地图、七月流火之图、诸国世次图等图谱。卷首下卷总论诗旨。正文十八卷由六部分组成：一、方氏于每一篇诗前自拟一诗序，废《毛诗序》不录。有不明诗意者，则云“未详”。二、经文联属成篇，以求首尾相贯。分章处用小字标出。经文旁另有圈点，并以小字加眉评及旁批。三、诗旨论辨，类似现代之“题解”。四、附录。证引前人对诗旨或各章义旨的分析。但这一部分并非每篇诗都有。五、集释。证引前人对诗句的名物训诂，间或阐述己见，则加“案”字以别之。六、标韵。标明诗句押韵字及韵部。
《诗经原始》可资后人吸收借鉴的精彩之处大要有二点：一、分析诗的主题立论平允，时有新见，妙悟解颐。清儒说诗，不外乎尊毛与反毛两家，双方各存成见，难免偏执。方玉润的说诗原则却是“不顾序(《毛诗序》)，不顾传(朱熹《诗集传》)，亦不顾论(姚际恒《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诗经原始·自序》)，“舍却序、传，直探古入作诗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诗经原始·诗旨》)。可见他能超脱于门户之外，持比较客观的眼光。如《齐风·猗嗟》，《毛诗序》、《诗集传》及《诗经通论》均以为“剌诗”，方氏独以为“美鲁庄公材艺之美也”。他说：“诚哉齐侯之甥也，意本赞美。以其母不贤，故自后人观之而以为剌耳。于是纷纷议论，并谓‘展我甥兮’一句以为微词，将诗人忠厚待人本意尽情说坏，是皆后儒深文苛刻之论有以启之也。愚于是诗不以为剌而以为美，非为主异，原诗人作诗本意，盖如是耳。”他能不囿于旧说，就诗论诗，便是识见过人处。他提出诗不必篇篇有为而作的命题，无疑是对传统“美剌”说的重大挑战。虽然方玉润对《诗经》总体的论述仍大弹“圣人删诗，惩恶劝善”的陈调，但他对具体诗篇的分析，却往往不自觉地与其总体论点相抵牾。而这些抵牾之处，已经微露将《诗经》从经典宝座上请下来，回复其民歌、祭歌、宴飨歌曲本来面目的端倪。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论诗旨要抓住全部，不可拘执细节。斤斤于诗的具体指斥，每一句必求有着落，这是历代经学家的大弊，姚际恒论诗已能注意到这点，方玉润更进而明确地提出并实践之，可见他的诗学已时时下意识地跳出经学的范围。二、以文学的眼光来分析《诗经》，对其艺术特点有精辟的见解。如《魏风·陟岵》，方氏曰：“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这段分析完全摆脱经生的眼光，对诗篇作布局分析、笔法分析、乃至心理分析，使读者更能得其妙处。对《诗经》作文学艺术的分析，如明代戴君恩《读风臆评》、钟惺《评点诗经》等都有先例，但戴、钟诸人于诗旨皆从毛、朱，一无是正，所以分析也不能中肯。将诗旨分析与文学分析合为一体的，自姚际恒《诗经通论》始，方玉润踵其后。方氏书后出，所以较姚氏在文学分析方面更全面深入。此外方氏的眉评及旁批，亦不乏精彩之处，似不能因为带有章句帖括习气而全部否定之。
《诗经原始》的不足，除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在在流露，造成诗旨分析有偏差之外，主要问题还在“集释”与“标韵”两部分。方氏治诗，训诂非所长，其集释多从朱熹《诗集传》，新见不多，朱熹误释者也不能纠正。方氏之前，顾炎武、江永、戴震诸学者悉心研究《诗经》古韵，成绩斐然，但方氏却批评他们“各以私意自定古音，其能免非古而自命为古之诮乎？”(《诗经原始·凡例》)这种偏执的看法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欠缺，具体则表现为他竟用平水韵来划定《诗经》古韵。读者今天看这部分，“集释”、“标韵”可以略而不读。
收入《鸿濛室丛书》，有同治辛未陇东分署刊本。又收入《云南丛书》，有民国三年刊本。今通行易见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