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穆清庙，啊庄严而清静的宗庙，

肃雝显相！助祭的公卿多么庄重显耀！

济济多士，济济一堂的众多官吏，

秉文之德。都秉承着文王的德操。

对越在天，为颂扬文王的在天之灵，

骏奔走在庙。敏捷地在庙中奔跑操劳。

不显不承，文王的盛德实在显赫美好，

无射于人斯！他永远不被人们忘掉！

《清庙》是《周颂》的第一篇，即所谓“颂之始”。“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当然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清庙》作为“颂之始”，除了是赞美周文王功德的颂歌之外，也就几乎成了西周王朝举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动通用的舞曲。《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褅，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颖达疏说：“《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祀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始。”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序》说：“《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也。”鲁诗更直接说是“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而《尚书·洛诰》则说：“禋于文王、武王。”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至于是周公所作呢，还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时所作，还是作于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无佐证，二是诗无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论了。

全诗只有八句，不分章，又无韵。开头两句只写宗庙的庄严、清静和助祭公卿的庄重、显赫，中间的四句也只写其他与祭官吏们为了秉承文王的德操，为了报答、颂扬文王的在天之灵而在宗庙里奔跑忙碌。直到最后两句才颂扬文王的盛德显赫、美好，使后人永远铭记。全诗并非具体细致而是抽象简括地歌颂、赞美文王。而本诗的特点，或者说它的艺术手法也正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可谓匠心独运，专门采用侧面描述和侧面衬托的手法，使笔墨集中在助祭者、与祭者身上做文章。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是“肃雝”的，是“骏奔走”的，是“秉文之德”的，而又虔诚地“对越在天”，于是通过他们，使文王之德得到了更生动、更具体的表现。这种表现方法，比起正面的述说，反而显得更精要、更高明一些。

一般说来，《大雅》、《颂》中的语言大都比较板滞、臃肿或枯燥，缺乏鲜明、生动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此篇，由于作者具体写了人，写了助祭者和与祭者，所以语言虽少而内容反使人感到既丰富又含蓄，字里行间也充溢着比较真切的感情。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说：“愚谓此正善于形容文王之德也。使从正面描写，虽千言万语，何能穷尽？文章虚实之妙，不于此可悟哉？”这应该说是独具只眼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