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这是西汉扬雄对赋的分类和评价。语出《法言·吾子》：“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 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将赋分作两类，以屈原为代表的是诗人之赋，因为屈赋体同诗雅，兼具“诗三百”写作精神，得风雅之旨，有教化作用。扬雄推崇这种诗人之赋。而辞人之赋，则指景差、唐勒、宋玉等人的赋，其赋是“必也淫”。扬雄的划分虽有欠恰当，但从总体上将屈原的骚体赋和汉大赋区别开来，不仅指出了体制上的差异，也指出了内容和艺术上的不同，这还是符合实际的。扬雄认为赋的共同特点是“丽”，美巧、华丽。赋，博采摛文确体现了“丽”的特点。但“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却有分别。前者丽，而有则，即有法度，即诗人之赋符合儒家讽喻劝谏教化的法度。后者丽，而淫。淫，过分，泛滥放荡，指文辞闳侈巨衍靡丽，形式的铺张，文辞的华艳，损害了主题的表达，淹没了讽谏的旨意。扬雄从赋体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屈原的骚赋和汉赋加以对照比较而得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个论断，是对赋家创作经验的一个理论总结。这个论断是在辞赋发达的时代提出的，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批评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晋代挚虞把赋分为“古之赋”、“今之赋”，指出“古之赋，以情义为主”；“今之赋”，“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辨言过理”，“丽靡过美”。刘勰提出“为情造文”，“为文造情”的论断，清陈廷祚说：“以理胜者，虽则弗丽，以词胜者，虽丽弗则，不则不丽，作者不为也。”显然，他们的观点都是扬雄这个论断的发挥。今天，我们研究屈骚和汉赋，扬雄的观点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