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

汉代扬雄对词赋所作的分类。语出《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把赋体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屈原为代表的，称之为“诗人之赋”；另一类是以景差、唐勒、宋玉、枚乘等为代表的，称之为“辞人之赋”。屈原等人的赋所以被称为“诗人之赋”，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体同诗雅”(《文心雕龙·辩骚》引扬雄语)，得《诗经》风雅之旨，有教化之功，符合《诗经》的儒家道德规范。扬雄推崇这种“诗人之赋”。另一类因为缺乏或偏离了《诗经》的创作精神，所以扬雄称之为“辞人之赋”。这种划分，从整体上把屈原的骚赋与汉赋加以区别，不仅指出了体制上的差异，而且指出了内容与艺术上的区别——“丽以则（合乎中正的法度）”与“丽以淫（指过多的藻绘）”，这是符合实际的。但这种划分也有偏颇不公之处，如说宋玉、贾谊也属于“辞人之赋”而加以批评，就不尽符合实际。而且这种划分也过于粗疏。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往往是多元的，如枚乘的《七发》并不乏“教化之功”，只不过喧铺陈体物之宾而夺“要言妙道”之主，表现得不够强烈罢了。再从文体大的分野说，赋体虽曾被视为“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其实只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并且多半是押韵的散文，所以扬雄把屈原的诗歌作品列为“诗人之赋”，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诗歌与散文的界限。(殷大云 吴嘉才)发愤著书 司马迁提出的创作思想。他曾一再阐明这一思想：“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意，故述往事，思来者。” (《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略有异文)这是对前代一类创作现象的概括，更是对自身创作经验的总结。他的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史传散文巨著《史记》，正是在遭李陵之祸之后，“感身世之戮辱”，才完成创作的。这一创作思想，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的美学思想而言，是一个大胆的反叛。它肯定了现实生活中进步势力冲决旧世界桎梏的正当性，肯定了遭受迫害的志士仁人借文艺形式发抒胸中抑郁愤懑之情的合理性。它以作家的“愤”为创作动力，将非“中和”尺度引入审美领域，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了汉代散文美学特有的生气和活力。惟其如此，《史记》才能使后来读者产生“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茅坤语）一类审美感受。司马迁反“中和”的创作思想，对后世作家创作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关于“不平则鸣”的创作主张的提出，显然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