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梁武帝廷诘贺琛

大同十一年(545)，贺琛向梁武帝进谏，言词委婉，但揭露了当时剥削百姓严重、风俗淫侈、官无廉耻、法尚苛刻等弊端，提出了反对浮华、提倡俭朴、黜退奸佞、省事息费等意见。梁武帝听了大怒，口授敕书，自炫功德，责难贺琛拿出具体方案。吓得贺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司马光在《通鉴》里面记载了这个事实，又写道：“上（梁武帝）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尽，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棉皂帐，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这写的是梁武帝在才学、处事、生活诸方面良好的修养和表现。接着写：“然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侵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启及之。上恶其触实，故怒。”这是写汉武帝政治和作风上的过失。于是司马光发论：“梁高祖（即梁武帝）之不终也，宜哉！……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可复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余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这是批评梁武帝骄傲拒谏导致身危国亡。上则拒谏饰非，下则阳奉阴违，如此政道，岂不危亡！
王夫之《读通鉴论》评梁武帝，可资参考。他未对司马光的评语表示可否。想是不会反对，但他的着意之论不在于此，而是梁武帝前后的思想变化，尤其是他晚年的思想特点。他论道：“武帝之始，崇学校，定雅乐，斥封禅，修五礼、六经之教，蔚然兴焉，虽疵而未醇，华而未实，固东汉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监十六年，乃罢宗庙牲牢，荐以蔬果，沈溺于浮屠氏之教，以迄于亡而不悟。盖其时帝已将老矣，畴昔之所希冀而图谋者皆已遂矣，更无余愿，而但思以自处。……乃圣人之教，非不奖人以悔过自新之路；而于乱臣贼子，则虽有丰功伟绩，终不能盖其大恶，登进于君子之途。帝于是彷徨疚愧，知古今无可自容之余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氏以空为道者也，有心无罪灭之说焉，有事事无碍之教焉。五无间者，其所谓大恶也，而或归诸宿业之相报，或许其忏悔之皆除，但与皈依，则覆载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随皆消陨，帝于是欣然而得其愿，日唯浮屠之许我以善而我可善于其中也，断内而已，绝肉而已，损余粟以营塔庙而已，夫我皆优为之，越三界，出九地，悠然于善恶之外，弑君篡国，沤起幻灭，而何伤哉？则终身沈迷而不反，夫谁使之反邪？不然，佞佛者皆愚惑失志之人，而帝固非伦也。”(《读通鉴论》卷十七)这是论梁武帝始崇儒而终信佛的思想变化，以及晚年信佛不悟的意识特点，关键是在找精神安慰。
王夫之又论： “梁武帝之初，可谓智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内地，萧介危言而不听；未几，听高澄之绐，许以执景，傅岐苦谏而不从；旋以景为腹心，旋以景为寇仇，旋推诚而信非所信，旋背约而徒启其疑，茫乎如舟行雾中而不知所届，截然与昔之审势度情者，明暗杳不相及；盖帝于时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气衰而智亦为之槁也。……其智资于巧以乘时变，而非德之慧，易为涸也。且其中岁以后，薰染于浮屠之习，荡其思虑。夫浮屠既违于事理矣，而浮慧之流，溢为机变，无执也，可无恤也；无碍也，可无不为也； 恍惚而变迁，以浪掷其宗社人民而无所顾恤，斯岂徒朱异、谢举之荧之哉？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损之为也，神不宅形，而熟虑却顾之心思，荡散而不为内主矣。”(同上书、卷)这是论梁武帝始明而终暗，往昔审势度情，后来恍惚变迁，与其前后神智盛衰与信仰有关。这些议论，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有一定道理，比之司马光论，显然具体、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