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廷诱杀变兵

唐中叶以降，藩镇气焰嚣张，变故多端。元和十四年(819)，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原是钱谷吏，性狷急，无远识，以严酷为治，引起将卒愤怨。役卒王弁等五人密谋起事，杀了王遂等人。王弁自称留后，号令众人。朝廷闻知变乱，以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诱杀了王弁，又诱杀士卒一千二百人。
司马光对此发评，认为唐廷委任非人而致乱；讥贬“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又滥杀众人。这样，就使士卒猜疑将帅，上下矛盾，“如寇仇聚处，得间则更相鱼肉”，何时才能消弭祸乱呢！他指出，宪宗之所以不能削平僭乱，就在于“徇近功不敦大信”之故。此论有理。这与论者强调君主“仁、明”而讲求大信的一贯主张相吻合。
诱杀之术，与兵不厌诈，在策略思想上有何异同？这是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司马光对诱杀与设诈加以贬斥，可能主要是从立政着眼，而不大考虑军事策略。他指出委政非人而致乱，诱杀过滥而失众，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