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传注问

 哲学著作。二卷。清李塨撰。成书年代待考。(撰者事迹参见“《颜李丛书》”条)
 该书按《论语》二十篇顺序，分上下两部，以解释撰者所著《论语传注》一书，并说明其与朱熹《四书集注》的区别之处，指出朱熹注释《论语》时在考订、训诂及义理阐发等方面的谬误，并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撰者以为宋儒所说的“太极是理，阴阳是气，太极生两仪为理生气”,实际是源于道家的“道气天地”的说法，而这与古代圣人及其经书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古代经书，如《易》、《中庸》、《孟子》等等所说的“道”,是个虚字，但同时又和各种事联系在一起，是阴阳、刚柔、仁义的道名，不在阴阳、仁义等之前。古经谈到“理”的地方就很少了，如《中庸》所说的“文理”和《孟子》所说的“条理”是一回事，都说是事物中的秩序，是“理见于事。由此可见，像宋儒辈将“理”与“气”、“事”分开，以理代道，将理放在阴阳、刚柔等之前的说法是错误的。又如朱熹所说“洒扫应对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扫应对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是将理作为单独的规律，放在事之上。撰者认为，理只是虚字，它不能为物。只有事才有条理，而理即在事中，离开了事物怎么会成其为理呢？
 借此，撰者批评宋儒的空疏之论。以为宋儒所讲的“主敬”,实际上等于“主静”,和古经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先是《太极图说》谈“主静立人极”,后杨龟山、李延平主张静坐而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朱熹则将其看视“坐禅入定”,这虽然是古圣贤所不曾论及的，不合古圣贤意。同时，程朱后学极力诋毁陆、王派的“顿悟为禅”,实际上两者区别是程朱好诵读、重惺觉，因而主张渐悟；而陆王轻诵读、专惺觉，因而主张顿悟。相比之下，程朱一派更强调禅的“悟”法，并非只陆王一派涉于释禅。当然《论语》也讲“先觉”,但它是“应事接物”的，和宋明理学的“悟”是天渊之别的。宋儒的空疏之论由此便卑视“事功”。另外，撰者又批评自宋明以来的“专以记诵辞章为学”,以为春秋时并没有这种弊习，“孔子学在识大识小，孔文子好学而能治宾客，子产有学曰博物”,因此当时无论君子小人，都学习礼乐各物，不像今人那样只是俯首穷经以为学。在行与学的关系上，可以说“行自学入”,而不可以为“行即为学”,如果行即为学，则等于没有学，是一种“冥行”。
 该书有民国四存学会《颜李丛书》本。

论语传注问

清初李塨著。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凡2卷。该书是对作者原《论语传注》一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意在明辨其与朱熹《四书集注》观点的区别。书中批驳朱熹“理气分为二”论，而主张“理气统一”、“理即在事中”。指斥朱熹“以私欲训己”，“始以私欲为贼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气质为贼而攻伐之，是戕贼人以为仁义也，其害可胜道哉！”提倡“义利合一”，认为“事求可”、“功求成”，“行天理以孝亲”等道德行为，亦包含着“得亲之欢”之功利目的。在道德修养上，强调主敬躬行，“圣门不空言敬，敬其事。执事敬，行笃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谓必有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