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的个人性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英美诗学界曾不断就“诗歌乃是或者应是个性的表现”这一论题进行探讨和争鸣。美国著名诗人和批评家托马斯·史特恩斯·艾略特(T.S.Eliot,1888—1965)提出：“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传统与个人才能》)。当代美国华裔著名诗词研究家叶维廉对於诗歌所表现的个人性，提出过这样的见解：诗人既可以置身于现象之外，将因果律加诸其上，所写的诗具有分析性和演绎性；也可以投身于事物之内，使事物转化为诗人的心情、意象，或体现其中玄理；还可能在创作前已变为事物本身，即由事物本身出发观察事物，这样写出的诗歌没有知性逻辑的浸染，是纯粹经验的体现(《视境与表现》)。针对叶氏提出的第三点，美国华裔诗词研究家余宝琳提出了反驳，她以为诗人并非“一如原貌地表现事物，他们赠给读者的不是‘事物’，而是他们个人对事物的感知。”(《非选读诗学：东西方抒情诗中的应合现象》)。美国著名华裔学者刘若愚(1926—1986)则认为，诗歌可以表现非个人的个人性“或者个人的非个人性”。他的论点是：从哲学层次上看，这是指作者打破了我与物即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有些诗歌并不表现任何个人的感情，却“表现个人的世界观，或者说体现一个创造的世界”。这些诗作都抓住一刹那时间，使它变成超然的时间，因而把个人的世界观变成非个人的真理，“即非个人的个人性。”(《所谓‘抒情诗’是否是个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