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彧之仁

荀彧是曹操重要的谋臣，为曹谋取权位建有特殊的功勋。然当董昭建议应将曹操“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时，他却说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安国”，“忠贞”而“退让”，不宜如此。即表示反对。由是引起曹操不悦，不久饮药而死。次年，曹操即称魏公。彧之死因，必与曹操黑手有关。历来史学家对此多有评论。
陈寿的《三国志·荀彧传·评》曰：荀彧“有王佐之风”； “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意谓荀彧足智多谋，未能挽救汉朝危机而适足以倾危之。
袁宏《后汉纪》以为：“刘氏之失天下”，乃荀彧“为之”。他说荀彧亲曹疏汉，使得汉衰而曹兴，死有“余愧”。陈、袁二人之评，在三四世纪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裴松之的 《三国志注》提到陈寿之评 “同乎世识”。所谓 “世识”，即： “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这个 “世识”与袁宏论同调，或者就是暗指袁宏之说。裴松之认为此论眼光短浅，不了解荀彧面临的严峻形势，只有协助曹操，方能救苍生，延汉祚；而当他已识曹操翦汉之迹已著，乃 “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可谓 “任重道远，志行义立”。故谓陈寿之说为 “诬”。
范晔《后汉书·荀彧传·论》曰：汉末大乱，荀彧为曹氏谋臣，“以急国艰”，“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及阻议而死，“岂数也夫！”他以为世俗之论荀彧，“通塞或过”，不当求全责备，不该把魏之代汉的责任加之于彧。故他认为荀彧“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此论与裴氏同调。可见时过境迁，至于四世纪，对荀彧评价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过了数百年，至于中唐，杜牧《书〈荀文若传〉后》一文(见 《樊川文集》卷六)，说荀彧为曹氏卖力，“乃欲邀名于汉代”，犹如诲盗而不算入伙，难道不是“盗”吗！这一反裴、范之论，并更陈、袁之讥为谩骂。
再过数百年，至于北宋，司马光先引孔子称管仲之仁，就在于管仲当周朝衰弱之时，通过辅佐齐桓公而 “大济生民”； 而荀彧身当汉末大乱，佐曹操而“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不在管仲之后，而有死汉之节，“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意思是，荀彧之仁至为明显。接着，指名批评杜牧“邀名”之论，而认为荀彧并不计较个人名利，评荀彧“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他推许荀彧达到了 “化乱为治”、促进统一、杀身成仁的高度，调子比裴、范之论还高。
自陈寿至司马光，评价荀彧竟然如此分歧，忽起忽落，时高时低，实在需要仔细分析。我们提请人们注意的是：(1)八百年间，竟然两番大起大落。其中，自然是各位史学家个人的思想情绪与认识的表白，即主观的见解；也与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即有客观的影响。但又不能以此作为框框硬套，如：按说魏晋之人总难免要回护魏晋统治，可是陈寿、袁宏却讥刺荀彧未能挽救衰汉，而不指责其反董昭之议。(2)陈、袁、裴、范、杜、马六家评价荀彧立论的标准不一，主要有二：一是以汉、曹二家利害立说，此尤以正统论为核心，发什么忠不忠、义不义、正不正之议；二是以社会治乱、国家分合、民生苦乐立说，有“民本”思想和“仁”的思想之传统，也有全局的观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司马光之论属于后者，闪烁着进步的光辉。
奇怪的是，到了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对“臣光曰”提出一些批评，有不少中肯之言、进步之见；然在评荀彧问题上，却使用“天良论”而批判司马光的高见。他说：司马光称许荀彧忠，“过矣”。同时，又指出有的论者讥彧为操谋篡，而以正论自诡，也非“持平之论。他认为，荀彧足智，为何助操又违九锡之议呢？这就在于“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彧此时“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而宁死持正。“于此亦可以征人心之善”。他又说：彧之“失”，在于“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故其结论是：“彧者，操之谋臣也，操之谋臣，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左掣右曳以亡其身，其天良之不昧者也。”因此断言“自诡”之说为“诬”。王氏这个立论，实不如司马光。问题是，王夫之于荀彧为何发“天良论”呢？这可能不是有意宣扬唯心论，而寓有反清复明之意，坦露自己观现世的立场和观点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