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始命韩、赵、魏为诸侯

司马光写 《资治通鉴》，起于周威烈王始命晋大夫魏斯、韩虔、赵籍为诸侯一事 (前403年)。这与 《春秋》、《左传》、《国语》、《史记》 的记事断限不同。据说，孔子作《春秋》，断于获麟，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左传》、《国语》断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史记·六国年表》始于周元王元年 (前476)。
司马光这样界断历史，是从“礼”之得失考虑的。他曾于《历年图》写周始命三家为侯之后说：“先是，大夫专国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礼之纪纲尽矣。”(《稽古录》卷十一)由此可见，作者对 “礼之纪纲”的重视。宋神宗、胡三省都悟出了司马光的用心。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作《序》曰： “光之志，以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造端立意之所由也。”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所谓 “王制”、“名分”与 “礼之纪纲”是一个意思，指的都是周的旧规矩和旧秩序。
崇礼法、尚名分，这是《通鉴》的序曲，也是它的基调之一。照它说，君君臣臣，尊卑有分，贵以临贱，上之使下的观念与秩序，就是礼，就是名分。维持此礼，天下大治；废弃此礼，天下大乱。历来有些帝王权贵欣赏 《通鉴》，与此大有关系；因为礼法名分适合于专制守旧者的胃口。而有识之士对此只是作历史分析，不会囫囵吞枣。
对于《通鉴》这种思想，应予注意，要认清它在当时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保守性倾向，还要把它与司马光政论结合起来推敲；但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 《通鉴》的思想，应当全面分析，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