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

柯可作。初载于1937年1月10日《新诗》第4期，本文所称的“新诗”，专指近几年来的新诗。文章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新诗“现在已著有迹象的几个可能的前途”作了探讨。认为新起的诗在内容方面有三个主流：一是主智的诗，其特点是以智慧为主脑，“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情智合一，其智慧是“非逻辑的”与“同感情的”。但由于难懂与表现新内容的困难，这类诗是诗的“僻路”。二是以情为主的诗，它与旧的抒情诗区别在于强调“情真”和“情深”，它反“赋得”、“即兴”之类作法，重在“感情的往复与客观”。它发挥了旧诗中较纯粹的部分，使感情加深而内敛，表现加曲而扩张。三是以新的感觉为主的诗，其特点是以“形式的新颖”来表现都市生活的狂乱新奇之感。但“这种诗的出现本来已是新都市文明的病态”，而装病捧心的末流也不在少数，并且它也是难懂的。文章认为新诗从形式方面来讲也有三个新方向：一是散文诗。它在内容上是诗的，而在形式上是极端自由、与文不分的。因而是“诗的本质重被认识诗的形式大解放而内容大限制时的最好诗形式之一”。二是叙事诗。叙事史诗中国古代没有，按中国诗发展的路径也不会有。但在新诗中，若不袭西洋旧貌而以新装出现，叙事诗这种诗体是可以存在的。三是诗剧。因为“新诗和新剧都还在草创时期，这种两者兼备的体裁便极难建立起来”。因此诗剧不是为了上演， “只是要借剧情来增加诗味”，可称为“剧体诗”。从读者者方面看来，新内容寄存于这三种新形式中，也有助于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