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诗十九首》

桀溺是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现为巴黎高级研究学校教授，著有《古诗十九首》、《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和《牧女与蚕娘》等。《古诗十九首》出版于1963年，作者在每首译诗后，附有各家的评注，列出各种相异处，经过细密的辨析，作出自己的判断。本文是该书的结论部分。
作者认为，《古诗十九首》常常博得‘诗母’的美名，是因为它们具有一股独特的更新力量”，“它们实行了一种文学上的革命，从而开创出了一个新世纪。它们深深地植根于过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诗经》，还可追溯到《楚辞》。无论就其民歌的形式，还是就其哲学思想，这些作品都属于自己的时代。《古诗十九首》成功地综合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特点，创造出新诗体，表现出新精神。在它的熔炉里，更熔铸了传统作品、民间艺术和现代思想，这种结合便产生了古典诗歌的雏形。”作者从古诗的抒情特点、结构艺术和新创的悲观主义三方面加以论述，同时与《诗经》、特别是与《楚辞》的渊源关系上考析、联系、比较，从而探讨出古诗的独特性。
作者指出：“《古诗十九首》的主题大体上可分为生死与别离两类”，这种选题“酷似《楚辞》，具有统一的抒情格调”。“虽然‘弃妇’、‘逐臣’这两种人物可以追溯到《诗经》，但只有《楚辞》的作者这样刻意地、系统地抒写雄心抱负、男女私情、思乡怀旧和生生死死，塑造出独特而复杂的主人公形象。同样，在《古诗十九首》里，虽然每首诗的寓意各不相同，但其精神如出一辙，可以说逐渐显露出一个独特的人物风貌，其个性酷似《楚辞》里的先驱者。因此，《古诗十九首》和《楚辞》里的主人公有一些共通点，例如对理想的爱情的渴望，对忠贞的崇拜，爱国怀乡，落拓失意。和感叹岁月催人的情怀等等”。基于这些共通点，《古诗》如《楚辞》一样，“其夫妇离别的主题，有时可以看作君臣之间的传统关系的一种影射”。然而，“《古诗》与《楚辞》的人物亦有很大区别。《楚辞》的主人公是非凡的人物，《古诗》的人物却是普通的人”。“《古诗十九首》缺乏《楚辞》那种理性的辩论或感情的抒发，抛弃了一切冗长激昂的抒情诗形式和哀叹、诅咒般的分析法。作者强调的是对隐情欲言而止、言而不尽”，“这些诗歌集中描写的是感情而不是景物；但在实践中掩盖的是情，表现的是景”。
作者还认为，“《古诗十九首》最具独特性的地方，也许在于诗歌的结构艺术。整齐、和谐无疑是它们的成功之处，同时也证明古诗的创作技巧不是偶然地产生于民间的灵感”。他认为古诗“一诗止于一时一事”的结构与法国古典艺术理论家所谓戏剧必须遵守的时间、地点、动作的“三一律”有吻合之处。可以从《古诗十九首》里辨认出法国古典文学某些卓越的品质：“这种诗歌所关心的对象是人类和人类共同的体验。它遵从的是理性，因为只有理性才能节制、讲求朴实，从而创立整齐、和谐的风格。它反映了人的天性与文化之间的平衡，把接受古代典籍的影响跟民间语言的清新特点结合在一起，它追求完美却不流于卖弄。中国人读《古诗》，感到又清新又深奥，就好象法国人读笛卡尔或拉辛的作品一样”。
评论界常常指出《古诗十九首》具有一种忧郁的气质，作者认为：“这种忧郁的气氛，在《诗经》、《楚辞》里多数也有，只是这种悲愁的情怀在《古诗十九首》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古诗》里的人物饱尝的孤寂之苦都是更难以忍受、更毫不容情”。“这些伤离怨别的诗歌的无声之痛，似乎标志着一派新创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没有疗救的药方，“荣誉、爱情、药石和宴饮都不能叫人忘记生命的短促和必然幻灭的归宿。《古诗十九首》令人击赏之处，在于其作品中浓厚的悲观主义，未至于造成沮丧或惶乱，……既没有绝望的爆发，也没有自我吹擂”。“这些诗歌所提供的完美形象，正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使人认识到：“中国人头脑清醒，不会轻信那些解除痛苦的空幻梦想；他们面对现实，能抑制住心头的失望；无可解慰而不情懦，高尚而不浮夸”。
本文还探讨了《古诗十九首》的起源问题。
本文由洪放、钱林森中译，载《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