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楣1797—1870

道光进士，字金门，号辛木。浙江海宁人，晚年在江苏通州（今南通）敦善书院讲学。反对复古倒退。1846年著《钞币论》，用金属主义观点解释货币，批驳王瑬的《钱币刍言》，著有《钞币论》、《真意斋诗存》等。参见“钞币论”。

许楣1797—1870

字辛木，清末浙江海宁县人。道光十三年 (1833年) 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后因病回家，从事著述。咸丰十年 (1860年)在通州任敦善书院讲席。著作有《真意斋诗文集》、《钞币论》 等。《钞币论》 写于道光二十六年 (1846年)，其兄许梿 (1787—1862) 为此书作序言并附许多按语，是专门批判王瑬货币思想的一部专著。在货币理论方面，能否以纸代钱 （银），是许楣与王瑬争论的焦点。许楣从货币金属主义观点出发，驳斥王瑬钞可代银的观点，认为以纸代钱即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不可行，只有可兑现的纸币即“以纸取钱”才是可行的良法。因为天生五金，各有一定的贵贱品级，不能相代，人们决不愿意以贵易贱。金与银同为贵金属，银一两倘不能代金一两，何况纸币与银的贵贱相差如此遥远。从纸不可代银的观点出发，坚决反对不兑现纸币流通，反对王瑬的行钞主张，但对当时商人发行的可兑换的会票、钱票则持肯定态度，要求国家不干涉钱庄发行会票钱票。认为金银货币和其他商品的贵贱是由本身的数量决定的。如说：“物多则贱，少则贵”，“天下之物，惟有尽故贵，无尽故贱。” (同上书，《钞利条论第一》) 在货币流通理论方面，针对王瑬提出的“造钞约已足天下之用，则当停止”的观点，指出为满足流通需要的发行 （足天下之用） 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的发行 （足国家之用） 之间的区别，论述了财政发行和纸币稳定之间的矛盾，断言为弥补财政需要而发钞，必然使发行量超过流通需要，导致纸币贬值，从而加剧财政困难，引起增发纸币的恶性循环。针对王瑬反对积钱为本，认为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的谬论，指出“百姓家有亿万之银而国家造钞以易之，是以钞为易银之本耳，何尝以银为用钞之本” (同上书，《钞币杂论第一》)，从而揭露了王瑬主张以发钞为手段掠夺民间白银，反说这是“用钞之本”的欺骗性。指出王瑬关于废银行钞，富家就会拿出藏银换钞，从而银出钞藏、去壅塞之弊的观点的虚妄，提出“藏实弃虚” (同上书，《钞利条论第十五》) 是废银行钞的必然结果。并对王瑬所宣扬的22大利，逐一驳斥论述了如果实现王瑬的通货膨胀主张必将产生的恶果。明确指出封建朝廷滥发纸币是一种罔民之政，“君操其权，而民受其害” (同上书，《行钞条论第十八》)。对王瑬鼓吹行钞为“禁烟第一妙法”的荒谬论点也予以驳斥，指出按照王瑬的行钞办法，结果必然是“鸦片贻祸更大”，“驱银出洋” (同上书，《钞利条论第四》)。许楣的货币论述，批判了王瑬的名目主义货币观点，揭露了封建君主滥发纸币的掠夺性及危害性。其要求稳定币值，维护商人利益的思想，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要求。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他还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货币，也未能提出任何货币改革主张。(参见“《钞币论》”)

许楣1797—1870

字辛木。清浙江海宁（今海宁西南）人。道光进士，曾任户部贵州司主事。后引疾返乡，教课子侄，并潜心著述。咸丰十年(1860)任江苏通州（今南通）敦善书院讲习。他反对复古倒退。道光二十六年(1846)著《钞币论》，逐条批驳王瑬的《钱币刍言》。认为只有具有十足价值的贵金属货币才是货币，没有价值的货币代表物如纸币等不能成为货币。揭露王瑬主张的实质是“以纸代钱，而至欲尽易天下百姓之财”，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之严重恶果。其观点在理论上并不正确，但在当时影响很大。著作还有《真意斋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