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国家第二次改革浪潮

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较第一次改革有进一步发展，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一些，但仍然是在传统计划体制框架内的局部调整，是基于物质利益原则的一种思考和改进，是沿着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思路的一种探索。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为改革创造了气氛。苏联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 (Liberman,Yevsey Grigorevich,1897—1983 )1962年9月9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成为此次改革的开端。这篇以强调利润刺激、企业利益和经济核算为中心思想的论文一发表，就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3年，民主德国率先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下放中央管理权力，实行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刺激和经济核算，调整价格结构，并一度放松对物资供应的行政控制，允许自由订货，分离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企业投资以自筹和银行贷款为主，同时还颁布了新的经济合同法，改革了农产品收购和价格制度。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混乱，同时也由于国内外政治条件的变化，民主德国的这次改革失败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整个经济全面恢复了旧体制。苏联于1965年发动了所谓的“柯西金改革”，内容与民主德国大致相同，只是不如后者那么广泛和激烈。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也推行了类似的改革，不过主要步骤的出台在时间上要迟一些。罗马尼亚有两次改革行动，分别是在1967年和1978年，波兰的改革主要集中在1973年和1980年以前，保加利亚全面推行所谓的“新体制”则是在1971年。
波兰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措施是： 放弃行政命令性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价格体制和投资体制等。但由于准备仓促，配套欠缺，加之国际形势影响，导致社会动乱发生。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步伐迈得较快，经济改革委员会最终提出的方案是：(1) 用方向性计划代替指令性计划；(2) 改革价格制度，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3) 国家征收统一的企业总收入税、固定资产税、流动资金和工资稳定税；(4) 企业利润总额中投资和分红的比例由计划规定，投资的具体使用由企业掌握；(5) 取消对工资总额和个人最高收入的限制，把工资决定权下放给企业。由于苏联领导人的变更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复杂化，捷共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社会不满情绪爆发，最终冲突公开化，改革流产。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展开的全面改革，是其渐进式改革的继续，其要点是：(1) 取消指令性计划，保留一部分强制性订货；(2) 逐步转向市场机制；(3) 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4) 建立国家间接控制体系；(5) 实行资金、土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6) 废除以周转税为主的税收体制等。南斯拉夫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在走自己的路，新的改革是50年代的必然结果或必然要求。在推行“工人自治”之后，本来力图发展市场机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价格自由化进展不顺利，反倒退了回去，到1963年，大约80%的产品价格又置于行政管制之下。在投资方面，1954年南斯拉夫虽然急剧缩减了预算规模，设立了社会投资基金制度，但是政府部门控制投资的局面并未改变多少。此外，税收负担依然偏重，外贸和外汇管理也统得很死。
计划经济国家的第二次改革浪潮仍然是探索中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措施不到位的改革，是在传统体制内的改革，既没有触动传统体制的根本缺陷，也没有整体设计和配套措施，因而虽取得一些成效，但也存在波折和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