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国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西方经济学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进入我国。目前，在我国的课程设置中，西方经济学已被指定为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应用于实践；在我国的报章杂志中，有关它的理论研究也较经常地出现。有鉴于此，全面、深入和正确地理解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必要的事项，而本辞典试图为这种理解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
要想对西方经济学作出全面、深入和正确的理解，不但需要了解它的内容，而且还要洞悉它的本质。 关于这两个方面，我们分别论述如下：
(一)西方经济学的内容
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尚不存在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统一的定义来界定该学科的内容；几乎每一位知名的学者都对西方经济学作出自己的定义。例如，马歇尔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人类在一般工商业中的生活”。①《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写道：经济学是“对财富的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研究”。②
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含义松散和内容广泛的术语。大致说来，它的内容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企事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 如行情研究、银行管理、对金融企事业的控制、对职工积极性的鼓励等。这类主题着重使用运筹学、数理统计和其他的方法来研究经营企事业的有效手段和总结企事业的营运经验。 例如，市场分析是使用经济计量学或其他的研究方法来对某一种商品市场(如香烟)或某一类市场(如金融)进行剖析，报道该市场的一般情况，估计进入该市场的困难程度和盈利的可能性。 银行管理研究如何用最低的成本和冒最低的风险来取得最大的利润。对职工积极性的鼓励则涉及对人的工作动机的研究，企图通过这种研究制定出提高职工工作效率的方案等等。
这一类别的内容可以牵涉到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也可与它关系不大。 是否牵涉到或在多大的程度上牵涉到经济理论，往往取决于被研究的问题的性质。例如，行情分析与经济理论具有轻微程度的关系，而对职工积极性的研究则往往涉及到对职工的心理状态的分析，从而与经济理论的关系更少。 总之，这一方面的内容偏重于企业管理技术，较少涉及到与意识形态密切有关的经济理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同这一方面有关的课程和著作往往被认为是属于经济管理专业的范围。
第二，对一个经济部门或领域或问题的集中研究成果，如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对税收、财政、通货膨胀问题的论述等。 它们的研究对象关系到经济生活中的某一特定部门或领域。例如，农业经济学考察农业的资源、市场、成本、利润、种植的技术、面临的问题等；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则对资源与环境作出类似研究；对税收问题的论述可以涉及到税收的种类、征收的方法等等与税收有关的一切方面。
对于研究对象的性质的差异，在这一类别的西方经济学中，纯技术分析比第一方面少，经济理论的成分则比第一方面要大。因为，对于一个部门或问题的全面研究不能局限于对该部门或问题的纯技术的论述，而必须涉及它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联系以及管理它的经济政策。例如，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能单纯论述资源分布、环境保护等技术事项，还必须对国际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作出理论的分析，而税收问题的研究往往牵涉到各种赋税的利弊和税收政策。 因此，有关第二种类别的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和著作一般被放在经济学专业的领域之内，被当做这一专业的理论的应用部分。
第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考察。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这一方面的主要内容为经济理论以及根据经济理论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和有关问题的解决途径。例如，宏观经济学企图建立理论或模型，以便说明社会经济中的各个总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宏观经济政策奠定理论基础。
很显然，和上述第一、第二种类别相比，第三种在理论上具有更大的比重，纯粹技术的部分则相对微小，仅限于一些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以及某些具体的论点。例如，数理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属于经济理论的范围，只有它们所使用的数学方法或某些概念和个别论点才能被当做纯技术的部分。有关这一方面的课程和著作通常被看做经济学专业的基础和核心，是这一专业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三种类别不但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还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它不过是一种粗略的区别方式。然而，从这种概括的划分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按照第一、第二和第三的顺序，纯技术的内容越来越少，而经济理论，即有关意识形态的成分则越来越多。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大致如此。
(二) 西方经济学的本质
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可以从它的发展过程中充分显示出来；因此，要想了解前者必须对后者加以论述。
西方经济学从它的产生一直到现在，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后这四个阶段。 庸俗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末，当时，古典学派仍然居于主要地位。1830年以后，西方经济学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在当时，“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①马克思所指的庸俗经济学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退居于次要的地位，其主要任务在于反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
在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次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代表的重大变动，这次变动是西方经济学进入庸俗经济学后的阶段的象征。 当时，杰文斯在英国、门格尔在奥地利、瓦尔拉斯在瑞士，顺次建立了英国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 这三个派别的学说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们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放弃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且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来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抗衡。
到了1890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把三个派别的边际效用论和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其他的说法，如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等，构成了一个折衷的理论体系。 以马歇尔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再加上庇古、克拉克、威克斯迪特等人提出的新论点，形成了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思想，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广泛流行于西方世界。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学者把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假设为既存的条件，进而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市场价格，以便解决资源在产品生产上的配置、资源的报酬等问题。事实上，他们所说的主要是宣扬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们赞赏资本主义的价格制度，不但声称资本主义使每种生产要素都得到了应有的报酬，使每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且还说资本主义的市场是一架可以自行调节的机器，能够自行解决其各种矛盾，等等。这套理论企图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西方著名经济学者罗宾逊夫人承认：马歇尔“为私有制的企业制度提供了一幅安慰人心的图像”。②在这种维护资本主义的理论之下，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势必被解释为最好的政策；因为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只能使这个社会变坏，不能使它变得更好。 这种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有所削弱，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三次比较重大的修改和补充。
第一次的修改和补充涉及到垄断问题。尽管列宁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已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仍然把垄断当做“例外的现象”。这种理论和现实的背离严重地损害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宣传上的作用。③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西方经济学者张伯伦和罗宾逊于1933年以强调某些不重要因素的手法，企图填补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漏洞。①虽然张伯伦和罗宾逊的理论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轰动一时，然而，他们修补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和程度，要远逊于凯恩斯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作的第二次的修改和补充。
第二次的修改和补充出现于1936年。 那时，主要由于西方世界的1929年后的大萧条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覆灭的危险之中。因此，西方国家日益为甚地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来干预经济生活，以便保证政治上的稳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西方社会的需要。 西方社会固然仍旧欢迎资本主义的“理想的社会”的说法，但是，如果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被解释为最好的政策，那么，西方国家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来干预经济生活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为了提供这种理论根据，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②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便解决失业问题。 他的意思是：只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的社会”。 这样，凯恩斯不但维护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的宣扬，而且也为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希克斯于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③一书代表第三次修改与补充。 该书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价值论与一般均衡论。
马歇尔的价值论被称为基数效用论。而基数效用论有两个使西方学者在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假设条件，即：效用量是可以衡量的和边际效用量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 前者把作为主观心理状态的效用说成为可以衡量的东西很难令人信服，而根据后者的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货币的边际效用必须也是递减的。按照这一说法，同样的一块钱，它对穷人的效用要大于对富人的效用，因为富人持有的货币收入大于穷人。这样，如果从富人那里取走一块钱而把它给予穷人，那么，整个社会的效用总量或福利便会增加。 这种“转移支付”显然不利于资产阶级，从而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必须加以否定的。
在《价值与资本》中，希克斯提出了序数效用论。 序数论可以在形式上避免基数论的两个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假设条件，而与此同时又能得到马歇尔用基数论所得到的需求曲线。序数论显然对资产阶级有利。 因此，《价值与资本》出版以后，序数论逐渐代替了基数论而成为西方正统经济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外，该书的出版也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起到推广和普及的作用。 尽管如此，希克斯的这一修改和补充同凯恩斯的第二次修改和补充相比，无论在范围上和程度上显然都居于远为次要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出现了显著的漏洞。 一方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是以个量分析为主，根据对单个消费者、厂商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能够自行调节该社会种种矛盾的结论，并据此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 另一方面，凯恩斯则偏重于分析总量变数，根据他所建立的涉及总量变数的理论，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不能自行协调来解决失业问题的结论，并据此而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 这样，在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就产生了干预和反干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不调和之处。
有鉴于此，以萨缪尔森为首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者逐渐建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该学派把包括第一和第三次修改和补充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做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把构成第二次修改与补充的内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称为考察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它宣称：前者是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代表同一理论体系所涉及到的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同时，该学派还把现代资本主义说成是“混合经济”，由“私营”和“公营”两个部分所组成，前者的不足之处可以由后者加以弥补。 前者的作用系由微观经济学所分析，后者的必要性则由宏观经济学所论证。这样，新古典综合派不但企图弥补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而且还企图通过理论体系来维护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并且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威信。这种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通货膨胀的恶化而有所削弱。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存，给新古典综合派以十分沉重的打击。
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当经济活动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通货膨胀率应该为零。如果经济活动小于充分就业，那么，不但不存在通货膨胀，而且价格水平会下降。只有当经济活动大于充分就业时，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这就是说，该学派的理论表明，失业(经济活动小于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共存的。 这一结论显然违背存在于西方的滞胀的事实。
新古典综合派不但无法解释滞胀的存在，而且也提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按照它的理论，在失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便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增加就业数量；而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必须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以便降低有效需求，从而消除通货膨胀。这种政策建议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时便会带来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西方国家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使通货膨胀恶化。如果它通过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那么，有效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简言之，医治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一种疾病的手段。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条件下，政策的选择只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便是近年来，特别在1973～1975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主要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对于这种困难局面，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承认无法加以摆脱。
理论的困难和政策的无能严重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许多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派别纷纷对该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企图以自己的理论在整体或部分上取代新古典综合派，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论提出政策建议。①参与抨击和责难的各个派别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新制度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其中在政策实践上影响较大的有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
目前，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放弃了“新古典综合”的字样，把自己称为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而在实际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可以说系由两个相互渗透和相互非难的学派所构成：其一是以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该派企图回复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的传统经济学的主张。其二为新凯恩斯经济学，该派在对新古典主义作出某些让步的同时，又尽量坚持原有的凯恩斯主义的说法。 从对政策的影响来看，后者在目前似乎略占上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作为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企图为其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做出贡献；西方经济学的实质即在于此。 从以上对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的实质内容在于：它企图为资本主义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在意识形态上，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而加强对该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早在200余年以前，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已经提出了著名的被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原理，用以论证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优越性。为此，他写道：每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 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 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 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②
斯密虽然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但却仅以论断的方式把该原理陈述出来，并没有对它加以证明。有鉴于此，斯密之后的西方经济学者纷纷致力于这一论证的工作。西方学者亨特指出：“过去150年以来的正统经济学者，正和中世纪的经济学者一样，几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对他们所在的社会制度的基本论断(包括斯密的论断——引者)。 他们无休止地进行工作，以便为这一论断建立一个出色的合乎逻辑的体系。”③
西方学者建立这一合乎逻辑的体系的过程就是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发展的过程；这一合乎逻辑的体系即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而微观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不过是斯密的论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萨缪尔森在他著名的教科书中写道：“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最伟大的成就是确切理解亚当·斯密的论点”。①目前，建立合乎逻辑的体系的工作仍在进行，在西方微观经济学里占有日益重要地位的新制度学派正在扩大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发生作用的范围。 所有这一切，我们已经在第二节中提供了发展的线索，读者还会在本《辞典》中得到较多的论述。总之，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以便加强对该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是西方经济学企图为西方社会解决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西方经济学也必须为改善和拯救这一制度提供政策建议。 资本主义具有它的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和缺陷，而这些矛盾和缺陷往往使它处于不良的运行状态。 失业、垄断、经济萧条、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都是不良运行状态的表现，它们有时会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有可能危及西方社会的存在。为了改善、甚至拯救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必须对不良状态的各种表现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萨缪尔森说：“对许多人而言，学习经济学的有用之处是把经济学的知识用来帮助建造一个较良好的社会。”②另一本流行的教科书一开始就说道：“世界上的许多迫切的问题都具有经济的性质，”③而经济学可以提出问题并且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 凯恩斯的《通论》在西方一般被认为是为了拯救1929年后处于大萧条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著作。
既然西方经济学的第二个任务是改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而资本主义又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它的经济运行，所以，为了改善运行，西方经济学必须对它的经济运行赖以实现的市场机制进行研究。 更具体地说，西方经济学必须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加以总结，以便根据总结出的经验来提出政策建议。 上面的两段引文中所提到的把经济学知识用于建造“较良好的社会”和处理经济问题不外乎说总结市场经济的经验，以便为改善其运行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西方经济学企图为其经济基础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在意识形态上，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而加强对该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 第二，总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以便为改善其运行，并且在必要时为其存在提供政策建议。 在这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话也有助于说明西方经济学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这两点。她写道：“马克思是在设法了解这个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引者)以加速它的倾覆。 马歇尔设法把它说得可爱，使它能为人们所接受。 凯恩斯是在力求找出这一制度的毛病所在，以便使它不至毁灭自己”。④
从上述两个问题中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
(三)对西方经济学应持有的态度
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双重性质显然可以使我们决定对它所应持有的态度：
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除了要提高生产力，建设物质文明以外，还要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①而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又构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西方经济学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对它持否定的态度。
然而，在这里必须指出，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每一个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主要是就它的理论体系的整个倾向性而言。 从整个理论体系看来，西方经济学可以被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在本《序言》的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说明，前者不过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其目的在于宣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可以导致“理想社会”的结果；后者虽然承认这种市场经济未必能使全部资源“充分就业”，但是，这一缺陷却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而得以弥补。把二者加在一起，在整个理论体系上，西方经济学所企图论证的无非是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由于这一说法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所以，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应持有否定的态度。
其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具有共同之处。 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手段，②因此，如果撇开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所以西方经济学在总结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经验时，也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涉及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各个方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③因此，除了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方面的考虑以外，我们还必须对西方经济学中含有的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加以借鉴和吸收。
本节的论述表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性质可以决定我们对它所应持有的态度，即：在整个的理论体系上对它持否定的态度，而在具体的内容上应该看到它的有用之处。当然，是否真正有用还需考虑到国情的差别。关于这一点，本《序言》的下一部分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四) 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时应加考虑之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代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对这一社会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它所企图解决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与西方社会不同，我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和分歧。二者在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建设规模、经济运营等方面固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而在伦理观念、价值判断、意识形态、法律规章制度等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差别则更为突出，有时甚至达到对立的程度。由此可见，二者的国情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撇开西方经济学的错误部分不谈，即使以它的值得借鉴之处而论，把西方经济学应用于我国也会面临种种困难，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带来极为有害的后果。 因此，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必须慎重从事，详加考虑。我们认为，考虑之处至少应包括下列八点。
第一，假设条件。西方经济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某些理论的假设条件的严格性质使它们的应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在西方社会也根本无法应用。 例如，完全竞争的概念具有许多很严格的假设条件，这里可以举出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作为例子。完全信息要求社会上一切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但具备现有经济情况的全部知识，而且还能及时和准确地预料到将来的经济情况。 由于这种不可能符合于现实的假设条件，西方学者也承认：完全竞争模型仅仅代表一种理想状态，没有存在于现实的可能。
第二，有争议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大量有争议的理论，其正确性并未被西方学者完全接受。例如，消费者统治权、总量生产函数、理性预期等等。对于连西方学者也没有完全接受的理论，我们当然要持有更加慎重的态度。 在是否接受某一理论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当然谈不到它在中国的应用。
第三，数学的精确性。经济学中的数据往往不很精确，即使是比较精确的数据也会随时间的变迁而不符合现实。 因此，根据数据而得出的结论和预测也是如此。此外，数学本身是一种工具，它可以为正确的理论服务，也可以为错误的理论进行论证。在西方经济学中，有时由于数学被应用于错误的理论(例如，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数学本身所具有的精确性反而给错误的理论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 如果忽视这一点，便有可能把错误的理论当做正确的东西来加以应用。
上面三点所陈述的原因，使得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的应用很难产生很有用的效果。
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来说，它的应用就更加困难，其原因在于以下各点。
第四，西方经济学的演变性质。西方经济学具有演变的性质，即它的流行的理论和主张随着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有所改变。例如，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节俭被认为是美德，而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节俭一度失掉了它的作为美德的重要性。由于中国面临的问题未必和西方相同，后者的对节俭的说法，未必对中国有用。 因为，我国目前尚处于生产力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勤俭建国仍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因此，把凯恩斯有关节俭的说法应用于中国就将是文不对题，其后果当然是有害的。
第五，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 西方经济学可以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所作出的总结，不论其总结是否恰当，它的论点和政策建议往往建立在发达的市场机制之上。在长期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之后，中国现在的市场机制非常薄弱，甚至在一些地方根本就不存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论点和建议难于在中国实施，更谈不到生效，中国体制改革以来的许多现象和经验都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第六，人口压力。中国具有沉重的人口负担。政策的选择必须以此为重要前提。例如，如果中国发生饥荒，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购买粮食也很难得到足够的数量。由于西方不存在这种特殊情况，西方经济学自然也未能对这类问题加以足够的重视。此外，西方经济学所集中研究的是西方的市场机制。 这种机制只能对经济运行施加有限的控制，股票市场风暴出现时，股票市场关闭便是证明。 中国庞大的人口对市场的微小冲击便会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而这种波动又往往会超出市场机制所能控制的范围。
第七，庞大数量的基础设施。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西方社会相比，迅速提高中国的基础设施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具有着异常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例如，目前横贯国土东西的铁路干线，在美国大致有五条，而在中国只有一条。 因此，我国政策的选择就必须以政府来完成或由政策帮助来完成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前提。 这种情况也使以私人投资为主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难于应用。
第八，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为论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 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则为“萨伊定律”。把二者合并在一起， 整个西方经济学所宣传的内容不外乎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可以得到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结果，而即使由于特殊原因，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可以进行调节，使市场机制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给西方经济学的应用带来在意识形态上的副作用。 这是在我国应用西方经济学时所应加考虑之点。
总之，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只有这样，才能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值得借鉴之处，而与此同时，又能避免使用它时所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以便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
(五) 本《辞典》的特点
本《辞典》就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编写的。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辞典》具有下列四个特点：
第一，方向正确。本《辞典》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这个《序言》中，我们已经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作出一个总的评价，使读者能正确地看待西方经济学，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来对它加以分析，而在每个条目的写作中，为了避免重复评价，在原则上采取“述而不评”的方法处理，也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实事求是地说明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这种做法不但节约了本《辞典》的篇幅，而且还可以使读者客观地得到他们所查找的信息。
第二，涵盖全面。从本《序言》的第一部分中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是一内容广泛而范围松散的学科；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管理和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经验。如会计学、经济统计学、企业管理、管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等。二是对某一领域或专题的研究成果。 如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卫生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三是一般经济理论。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说史、数理经济学等。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几乎包括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尽管如此，本《辞典》仍然力求涵盖全面。 为了这一目的，本《辞典》设置了29个分支学科，3000余辞条，不但涉及西方经济学通常所含有的内容，而且也包括它一般并不涵盖的范畴，如国防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等。
第三，题材新颖。本《序言》的第二部分表明，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演变式的学科。这就是说：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新的理论、名词、政策、人物等不断出现；即使对原有的事物而论，也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分析与评价。 西方流行的教材一般每隔三五年便出一次新版；十余年前一度成为西方热门话题的“供给学派”在今天已经烟没无闻。 凡此种种都可以表明，作为一本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书，题材新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本《辞典》试图尽量做到这一点。例如，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西方学者芒德尔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此，本《辞典》的人物部分添设了有关这位学者的辞条。
第四，释文精炼。 要想使一本篇幅有限的辞典表达出西方经济学的全面而新颖的内容，辞条的释文必须符合精炼的要求。这里的精炼不仅指剔除冗繁无用的文字，从而能以有限的词句包含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且也要求释文通俗易懂，能使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非专业读者得以理解。
当然，做到释文精炼并非易事。值得庆幸的是，参与本《辞典》撰写工作的人员都是与他们撰写主题有关的专家和学者，特别是各分支学科的主编，更是如此。这些专家和学者对他们所承担的编写内容都是反复推敲、认真撰著。 这种致力于学术事业的精神使我们深感钦佩。
总之，正确、全面、新颖和精炼是本《辞典》所力图保持的特点。
在本《序言》即将结束之际，我们衷心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蒋宝恩和总编助理李爱屏同志，以及该社第三财政编辑室的全体同志。 前二位同志对学术事业的关怀使本《辞典》的出版成为可能，而正是由于后几位同志的不厌其烦的编辑工作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本《辞典》的出版才能达到目前的精美程度。最后，还要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研究员顾凌英同志，她在编目、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必不可少的冗繁工作。 当然，《辞典》的文责都与这些同志和单位无关。
由于我们能力有限，本《辞典》难免有疏漏、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恳切盼望读者、学者和专家们随时向我们指出，以便改正。主 编 胡代光 高鸿业
副主编 丁 冰
1999年秋 于北京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8版，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49年，第1页。
② 格林沃尔德：《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麦格鲁-希尔公司，纽约，1983年，第153页。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页。
② 罗宾逊：《序言》，载于克赖格尔所著《政治经济学的重建》第2版，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78年，第9页。
③ 斯拉法：《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载于英国《经济学杂志》，1926年，12月号。
① 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第1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33年；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1版，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33年。
②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36年，简称《通论》。
③ 希克斯：《价值与资本》第1版，牛津大学出版社，伦敦，1939年。
① 在西方经济学中，“学派”这一名词可以指较严格意义上的不同派别，也可以指较为松散意义的派别。 本文所说的学派系就后者的意义而言，它的含义仅仅是具有某些共同学术思想的人们。因此，不同学派之间的共同之处可以远多于它们之间的分歧。
②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丹特公司，伦敦，1955年，第246页。
③ 亨特与施瓦茨：《对经济理论的批判》，企鹅出版社，伦敦.1972年，第188页。
① 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麦格鲁-希尔公司，纽约，1998年，第266页。
② 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4版，麦格鲁-希尔公司，纽约，1992年，第8～9页。
③ 鲍默尔与布兰德：《经济学：原理与政策》第7版，德里顿出版社，纽约，1997年，第3页。
④ 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4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② 同上，第373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