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农业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national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中国西北地区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省区除汉族以外其他民族农业发展的历史。在历史上，这里是北胡和氐羌系统各族活动的舞台。现今仍有维吾尔、蒙古、藏、回、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锡伯、塔塔尔、塔吉克、裕固、撒拉、东乡、土、保安等各族在此从事生产。该区位于内陆，地势一般在海拔1000米以上，气候寒冷干燥，年降雨量大都在200～300毫米之间。祁连山、昆仑山、阿尔泰山、天山等纵横其间，形成许多谷地和盆地。境内有终年积雪的高山，一望无际的戈壁，茂密的森林，肥沃的草原。这里是古代游牧民族理想的天然牧场，历史上曾有发达的畜牧业。又因其日照长，土壤肥沃，在有水源的地方也颇适宜农业的发展。这里是中国最早种麦、植棉的地区和著名的瓜果之乡。
新石器时代 这一地区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遗存。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窖穴中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左右的碳化黍粒，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农业遗址之一。在甘肃、青海、宁夏地区，公元前3300～前2050年的马家窑文化农业已颇发达，发现了大量石质斧、铲、刀、镰、磨盘等农具，粟、黍等作物种籽和猪、狗、羊、鸡等畜禽；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农牧业更为发达，发现了粟、储粮窖穴、石质农具和猪、羊、狗、马、牛等家畜遗骨。在新疆地区，距今3800年的孔雀河畔的古墓沟遗址居民以畜牧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饲养山羊、绵羊和牛，该遗址出土的小麦籽粒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栽培小麦遗存之一。此外，在哈密、巴里坤、木垒等地，也发现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石锄，以及麦粒等谷物。
秦汉 据有关文献记载，周秦以来，居于中国西北的多为游牧民族，如西戎、羌、匈奴、乌孙等。他们畜养大量马、羊、牛、驼等，过着食肉饮酪，“所居无恒，依随水草”的游牧生活，但农业在其社会经济中也占有一定地位。长期生活在甘、青地区的羌人以“西戎牧羊人”著称，而农业也有一定发展，穄和麦是他们的传统产品。驻牧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畜牧业很发达，他们所产良马输入中原被称为西极马，但也有农业。在新疆昭苏县的乌孙墓中就曾出土过铁铧犁。游牧的匈奴人也曾在西域的车师屯田。居住在今新疆地区的西域各城居国，此时则大都形成以农为主、兼营畜牧的生产结构。《汉书·西域传》说：“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汉武帝时，把匈奴人逐出河套和河西走廊，在此移民屯田，把中原农区和新疆天山以南的农区联结了起来。以后汉政府又在西域屯田，更促进了新疆地区种植业经济成分的增长。如乌孙农业的发展就与汉朝的赤城屯田有关。赵充国在河湟的屯田，则使羌人地区农业生产有了长足进步，羌人“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有的投附汉朝，被列置为屯营，“因渠以溉”，致使河湟一带，“沃野千里，谷稼殷积”。
魏晋南北朝 这时分布于陕、甘、青等地的，主要有匈奴、氐、羌、吐谷浑等各族人民。由于中原战乱迭起，广大汉族人民为逃避战祸，纷纷流入西北地区，并与各族人民杂居。这不仅为各族人民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工具，同时也增加了从事生产的劳力。这时有些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也逐步放弃原有的生产和剥削方式，实施劝课农桑和租赋制度，促使游牧经济向半定居或定居农业过渡。例如氐人建立的前秦政权的统治者苻坚，就仿效汉族统治阶级“亲耕藉田”做法，以鼓励劳动人民从事耕作；又教民以区种之法，倡导兴修水利，“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移居于吐谷浑原是游牧于辽东徒河（今辽宁锦州）的鲜卑慕容部的一支，4世纪迁移至今青海等地。以畜牧为主，盛产马、牛、骡、骆驼，尤以“青海骢”最为有名。但因长期与羌族人民共处，后也渐事农作。主要农作物有大麦、粟、豆，北部祁连山一带因气候多寒，仅能种芜菁和大麦。其农业主要集中于黄河河曲以北一带。
这时的高昌等西域诸国，受中原战乱影响较少，生活较为安定，加上大量汉民不断流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他们大都知道引水灌田。作物除种植大麦、小麦、禾、𢇲、菽、麻、葡萄和各种瓜果外，还普遍学会种植水稻，并已生产棉花和蚕丝。
唐宋 唐宋时代中国西北地区民族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唐时吐蕃兴起，占河湟、陷陇右，攻灭吐谷浑，一度控制西域天山南路，使西北地区藏族成分大大增加；二是党项羌逐渐强大，于宋时建立西夏国，据有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青海、陕西部分地区；三是回鹘在北方兴起，9世纪中为黠戛斯所破，余众西迁西域，与当地民族融合形成后来的维吾尔族。
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日益繁荣的经济影响下，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农业生产也进一步提高。原从事游牧的民族，有的逐步走向半农半牧，有的则转向定居。而以农业为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各民族，则在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基础上，促使农业生产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如回纥起初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但在西迁以后，则大都走上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并知道引水灌田，利用水力制作水硙，种植稻、麦、棉花、葡萄等作物。在与汉族杂居区周围，生产水平则已基本上同汉族人民相近。党项人初也仅畜养马、牛、羊、驴、骡和骆驼，鲜知农作。及至移居陇东、陕北、宁夏、内蒙古等地后，农业生产始有所发展。尔后，因与汉族人民长期杂居，往来密切，加上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扶植，大力兴修水利，垦荒兴屯，遂促使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耕作技术，与宋代西北地区相近。原居住于高昌等地的西域人民，农业生产比从前也更加发达，尤其是园艺业，颇为广大劳动人民所重视。葡萄、甜瓜、桃、柰、梨、杏，比比皆是。高昌的马奶子葡萄，于阗的蚕丝，更是闻名远近。
元明清 在蒙古人统一中国过程中，有大量蒙古人进入西北地区。在这以后，西北地区许多旧有的民族从历史上消失了，而新的民族共同体则又接踵而生。他们有的是旧有民族的演化，有的则是在经过民族大融合后而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前述所提到的现代各民族，就是在此以后相继出现的。这些民族，虽然在其早期，大多数都经历了以畜牧业为主体的游牧阶段，但随着元、明、清三朝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西北地区开发的深入，农业生产在其社会经济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在继续走向半农半牧，有的则已完全转化为以农业为主体的民族。例如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建国前后，他们主要还是逐水草而居。但在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农业生产便逐步有所发展。元亡后，蒙古草原的农业和畜牧业虽一度受到严重破坏，但在明中叶后，生产又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居住于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蒙古人，其生产也有很大发展。额尔齐斯河流域、乌鲁木齐及伊犁附近一带，都是其农业生产发达的重要区域。他们不仅生产粮食作物，还种植西瓜、葡萄、蔬菜等。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等民族，其经济基础主要也是畜牧业。但农业在其社会生活中也占有一定地位。维吾尔，祖先为唐代回纥，是回纥人与原新疆土著居民融合后的产物。他们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耕作技术与内地汉族人民大体相同。园艺业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注重引水灌溉和水力利用。使用犁耕，种植稻米、麦、棉花、葡萄和各种瓜果。吐鲁番的棉花、阿克苏的米、哈密的甜瓜、和田的蚕桑都很有名。16世纪初期，农业一度受到破坏，但在叶尔羌汗国建立后，生产又重新得到恢复。清朝政府统一西北地区后，因在各地广设屯田，注意兴修水利，并开采矿藏制造农具，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耕地面积的扩大，还大大提高了大麦、小麦、玉米、稻谷、棉花等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19世纪下半叶，近代农业因素开始萌芽。锡伯族原居于东北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等地，东自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北至嫩江，南抵辽河。早年从事渔猎。18世纪中期，因受清廷派遣，屯驻伊犁地区，令自耕自食。遂兴修水利、大力垦荒种植，成为农业发达之民族。回族，是元代移居中国回回人与汉、维、蒙古等各族融合后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其分布很广，全国各地都有，但以甘、宁、青地区人口最多。主要从事农业。因与汉族长期杂居，耕作技术大都与当地汉族人民相同。不仅种植粮食作物，也种植经济作物和各种蔬菜。但单纯经营农业的极少，一般都兼营商贩、手工业或畜牧业。藏族，源于唐代吐蕃。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吐蕃人，后多与当地羌族融合。故农业生产，虽早已有之，但因分布地区不同，生产发展水平也不尽一致。在与汉族杂居地区，主要从事农业，而居住于高寒地区的，则多事游牧。也有“结庐而居”，“耕牧相杂”的。使用犁耕。农作物主要有小麦、青稞和各种杂粮。撒拉族，主要居住于青海循化县一带，大都从事农业，种植小麦、青稞、荞麦、土豆等作物。兼营牧业、伐木、熬盐及毛织等副业。东乡族也以农业为主，种植小麦、大麦、青稞、土豆、糜谷、玉米、大麻、胡麻、油菜籽等作物。此外，瓜、桃、杏也很出名。保安族住于青海同仁县，也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有大麦、小麦、荞麦、糜子等。兼营手工业。裕固族是农牧业均有一定发展。黄泥堡一带的裕固人，因与汉族人民往来密切，大都从事农业。而肃南一带的裕固人，则仍事畜牧和狩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