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仁轨私役门夫案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鄃县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为官府服劳役的门夫为自己干活。太宗当时正大力整顿吏治，听说此事后，欲斩裴仁轨。唐律中对官吏私役丁夫有专门的规定：“诸丁夫、杂匠在役，而监当官司私使，及主司于职掌之所私使兵防者，各计庸准盗论。”即官员有私役使正在服公役期间的各种人夫者，将所役使丁夫的劳动量转成绢帛，按盗窃治罪。盗窃罪的量刑为：赃绢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如为监临主管之官私役使所部之人，则按“受所监临财物论”。其量刑为：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五十匹流二千里。这里为了量刑定罪，必须把私役使的劳动量转换成绢帛，为此唐律中专门规定了“平功庸法”。该法规定：一人一天的劳动，折绢三尺。根据以上的法律规定，裴仁轨私役门夫，至多处徒、流之刑，不当处死。太宗因一时之怒，法外论罪，罚过于罪。殿中侍御史李乾佑谏道：“法律是陛下与天人所共有，非陛下所独专。今裴仁轨犯轻罪而用极刑，是陛下自坏其法，臣恐人们无所措手足”，太宗听从了他的劝谏，免除了裴仁轨的死刑，升李乾佑为侍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