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药学简史

藏医药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她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过萌芽、奠基、发展、争鸣、繁荣、振兴等六个时期。
萌芽时期(远古到公元6世纪) 这一时期是原始藏药和医疗经验积累阶段。青藏高原是藏医药学的发祥地，大约在4000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以后地壳上升，海水退去，现出陆地。约在1200万年时，由于造山运动，地势隆凸形成高原。藏族史书中也记载说：“……到处水满成大海，地壳隆起水退尽，卫康地貌始显露。”又说：“上部阿里三围似湖泊，中部卫藏四若象沟渠，下部多康六岗如井田。阿里三围鹿马栖息区，卫藏四若虎豹出没地，下部六岗飞禽嬉戏洲。”以后这里逐渐成为雪山环绕、湖河纵横，草木丰茂，动物繁衍，矿藏丰富的清凉世界。天地造化的自然环境为藏医藏药的产生创造了优越条件，“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这一医学起源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藏医学。据考古学家从西藏地区陆续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和金石并用的文化遗址证实，藏族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青藏高原生活，他们在同自然和疾病斗争的漫长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进而创造了藏医药学。《藏医史》中记载消化不良是藏民族最初认识的一种疾病。我们知道藏族先民一开始就过着狩猎和逐草而牧的游牧生活，由于地处高寒、食用生冷肉乳食品，患不消化病自然很普遍，火的应用，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火可以烧开水，煮食物，有利于消化，火可以取暖，防止了许多疾病发生。火还可以直接用于治病，《藏医史》记载，火燃柏枝、艾叶烟熏住地和衣物可以驱除病邪。火烧石头热熨、热敷患处用以消肿止痛，并由此逐渐产生火灸疗法。另外，用新剥动物热皮热敷或用新杀动物胃中糜物热敷，治疗腹痛和肿胀、关节炎等疾病。不仅如此，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在生活实践中积累大量防治疾病的知识。《宇妥·元丹贡布传》记载，远古时藏地，人生病怕传染给他人，背到离家较远的地方隔离起来，医生是父母，用调节饮食来治病。以后，在石器时代，用打制的尖石块割破肿胀放出脓血来治疗肌肤脓肿，并由此逐步产生了放血疗法和金针疗法。用冷水喷激或用冰冷物体罨敷来治疗炎肿，由此总结出冷敷疗法。随着农牧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掌握了打酥油、酿酒等技术后，懂得用熔酥油止血疗伤，酒糟热敷用以消肿等许多原始疗法。同时，从一些动物受伤后，本能地寻找一些药物舔食或蹭擦伤口，伤口或骨折得以愈合的启示，找到许多动物“断续药”来治病。这样，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懂得了许多植、矿、动物有治疗疾病作用的道理。公元前200年左右，对药和毒有了进一步认识，据《五部遗教·大臣篇》记载，聂赤赞布在雅隆被众部落推举为第一代吐蕃王时，他提出六点疑虑，其中第五点疑虑是“有毒何以治？”有位智者马上回答说：“有毒就有药”，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治疗中毒症的药物。公元3世纪，第二十七代吐蕃王托托日年赞时期，西藏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医事活动的医生，并在这一时期，天竺医生也开始来西藏行医。《宇妥·元丹贡布传》记载，天竺著名医生布吉嘎西和布拉嘎则俩兄妹来藏治好了很多病人。藏王闻听后立即邀请到雍布拉岗宫，赐坐于高座，热情款待，并将公主意吉若恰嫁给其兄，期望生子继承医术。后来生下一子取名东格托觉尖，长大后两位医生授以《脉诊经》、《饮食疗法经》、《方剂经》等5部医书和许多治疗经验返回本国。东格托觉尖继承父业，不断钻研，终成一代名医，曾担任藏王保健医，其子孙几十代皆为名医，藏医史中称宇妥世家。据此，有人认为藏医源于天竺，这是片面的。苏喀派名医洛哲杰布在《一切知识之源》中说到：“藏医始于拉托托日年赞时的说法并不可信，之前很早就有一种叫本医的医学。”本教是西藏的一种原始宗教，创始人辛绕弥沃齐的长子杰普赤西是一位有成就的医生，一生收集有二万多条医疗经验，招收许多弟子讲授《十万疾病·黑函》、《十万疗法·花函》、《十万药物·白函》等本教医书，著有《治毒·万字符》等医书，详细论述了解毒药物——动物宝的来源、分类及其功能。可惜这些医书已经遗佚不传，但在流传至今的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还保留着诸如“达亚干”、“列哲”、“达周”、“曼恰拉”、“哲散”等很多香雄医学（即本医）的术语和药名。扎塘版《四部医典》后记中也明确注有“审订时特别参考了香雄医书《法轮王·医药荟萃》等字样。敦煌石窟中发现的《灸法残卷》中也有许多香雄语的药名和病名。这些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西藏已有了自己的原始医学。尽管那时的本医巫术和医术混为一体，治病过程中充斥着卜病召福，祈神乞药等迷信活动，但不乏大量原始的医药知识和治疗经验，十分珍贵。总之，在公元前几世纪，藏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逐渐积累医药知识和经验，具有高原特色的本民族医学开始萌芽。
奠基时期(公元6世纪—9世纪中叶) 公元6世纪，藏族对麻风等传染病有了较深刻认识，拨眼翳等手术也达到较高水平。据《藏医史》记载，第三十代吐蕃王仲年狄染有“萨端”病（麻风），为了避免传染给下一代，他自愿活活葬于穷结祥达墓穴中。临行前对王子贡布扎留下遗言：“从阿夏请名医治好眼睛。”王子是个生盲，以后遵父命请来阿夏(吐谷浑，松赞干布时被征服，划为吐蕃王朝版图)名医，用金针拨除翳雾始见光明，头一眼看见吉雪达莫山上的“年”（一种野兽），称他为“达日年叟王”。以后，囊日松赞王(562—629)时期，“从汉地传来了医药和历算”(《西藏王统记》)，“中原西晋著名医家王叔和的《脉经》也曾经传入西藏”(法·胡亚和黄光明《中国医学》)。他的儿子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区，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后，西藏经济和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史书中说：“藏王派通米·桑布扎去学习梵文，返回后对原有的旧文字形体和发音进行改革，新造了藏文字”。藏文的创制对医学交流和记录创造了便利，极大地促进了藏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公元641年，松赞干布与唐王朝联姻，文成公主入藏带去释加牟尼塑像和许多牲畜及工匠。包括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等的技术人员。特别是带去“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西藏王统记》)。带去的医学书籍，后来由汉族僧医哈祥马哈德瓦和藏族译师达玛果查编译成藏文医著《曼协钦莫》(《医学大全》也有译为《医法大论》)。这是已知的藏医学最早的一部编译著作，可惜遗佚不传，但该书的内容均辑录于《四部医典》。后来，松赞干布患病，邀请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医生来藏医疗。有天竺名医巴拉达札、波斯嘎林诺、中医韩文海弟三人应邀。他们不但治好了藏王的病，而且各自将带去的体现各自地区医学体系的医书敬献给藏王。天竺医生带来包括隆、赤巴、培根内容的《大小布秀母子》、《新酥油药剂》；汉族医生带来《大小零星外治术》；波斯医生带来《雄鸡、孔雀、鹦鹉三外治法》等几种医书。后来三名医生又合作著成一部具有7卷本的综合性医书《门久贝村恰》（无畏的武器），可惜也已遗失。藏王丰厚奖赏三位医生，并把嘎林诺封为自己的保健医留在藏地。以后，嘎林诺又著有《人体解剖明鉴》、《头部创伤治法母篇和子篇》等几部医著，并娶当地藏族女子为妻，定居在拉萨，人称“左若”医生，他有3个儿子，长子被派往藏北居住，成为“毕吉”医学世系的祖先，次子被派往藏南农区，成为“洛戎”（南方农区）医学世系的祖先，小儿子留在父亲身边，称“索布”医生。松赞干布还选派聪明的藏族儿童向嘎林诺学习医学，学成后为患者治病救命，被称为“活命医生”。又规定藏医要懂三大派医学(天竺医学、汉族医学和上部藏区的医学)，“不懂三派医理者，不能算作好医生，与己对人无益者，用手抓天有何益”，并颁布了崇尚医学的十二条法规。公元8世纪，藏王赤德祖赞(704—745执政)曾邀请天竺、中原地区、尼婆罗、喀什米尔及多布等国或地区的九位名医来藏交流医术，传播医学。公元710年，吐蕃再次与唐王朝联姻，从长安迎娶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带来大量伎工及各种医学著作，这些医书由汉族僧医哈祥马哈京达、加丑格尔堪（汉童舞者）和藏族医学历算家琼布孜孜、琼布丹凑等多人译成藏文。后来藏王赤松德赞时期，把这些译文编纂成《月王药诊》一书。藏王赤德祖赞还邀请许多国家的著名医生来藏交流医术。其中从冲地(新疆于阗，据说当时是吐蕃王朝的领地)来的原名医嘎林诺后代毕吉家族的医生赞巴西拉哈医术最为高明。当时藏王装作有病叫他诊脉，赞巴西拉哈切脉后说：“藏王没有什么病”，藏王感到十分惊讶和敬佩，说：“吾乃黑发众生之神，吾尊你们为圣人”，于是在先王十二条崇尚医学法规上面增加了“将医生尊为拉杰”（意为神尊敬的圣人）一条，成为十三条，并将他封为自己的保健医。赞巴西拉哈在西藏期间著有《医典晶鉴》等许多医书，还翻译了汉医章松（仙人）著的《珍宝药物》七十章和章松钧协著的《人体躯干广论经》等多种医学书籍献给藏王，这些医书用锦缎包裹起来装入宝匣，取名为《宫廷医书饮食经》。后来赞巴西拉哈在藏王宫廷摄政，毕吉家族进一步兴旺起来，出现了东协美布、昌狄尼卡甫、象拉莫斯等医学世系，均被历代藏王聘为保健医。赞巴西拉哈暮年才返回本国，返回之前将《维万那布》和《零星杂症疗法》等医疗秘诀七十八种，称《黄色毕吉医书》，后来又称为《藏王圣书·光辉》，传给儿子。
公元754年，赤松德赞继承王位后，决心光大先王崇尚医学之雄风，除继续更多地翻译医书，传播医学外，还派人持重金聘请四方著名医生。当时有天竺医生狄嘎巴，喀什米尔医生哈哇扎，波斯的哈拉先第，尼婆罗的达马希拉，唐朝名医东松岗哇、哈祥哇拉、杭狄巴达等九人应邀来藏，称“四方九名医”，藏王在王宫盛情款待。他们与藏族译师嘎哇贝孜等共同将各自国家许多医学著作译成藏文。唐朝医生译有《杂病的特殊疗法》、《火灸实践明灯》等；天竺医生译有大小《甘露药钵》等；尼婆罗医生译有《珍宝药标本》、《方剂百条》等，他们还译了其他许多名医的医药著作。这些译书合编在一起用文冠木木板夹起来收藏于王宫，取名为《国王保健经紫函》。以后，四方九名医各自返回本地。不久，赤松德赞患了病，再次邀请各国医生来藏治病，结果，只有汉族医生东松岗哇应邀前来，他很快治好了藏王的疾病，而且还著有《白色医疗指路明灯》等医学书籍献给藏王。藏王高度赞扬他医术高明，一人能顶替四方医生，赐号为“塔西·东松岗哇”，同时还赐给山南地区两个庄园。后来，东松岗哇成为塔西医生世系的始祖。这一时期，由汉族僧医马哈亚那和藏族译师毗卢遮那综合以前金城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医书译稿，编著成有汉藏医学内容的一部综合藏医书籍《曼协达贝嘉布》即《月王药诊》对藏医学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见《月王药诊》)条。毗卢遮那还著有药物书籍《嘉羊本草》(又称《各种药物之中的草本秘诀》)，其中收载植物药174种，139种配方，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药物的形态、性味、功能及配制方法。这时藏王的七太医（又称七觉土）也编著了《卓玛本草》，收载药物250种，配方365个，这两部药物书籍可以算是最早的藏药专著。公元8世纪末，《四部医典》的问世，使藏医成为具有独立理论体系，临床各科齐全，经验丰富的一门医学，从此奠定了藏医药基础。《四部医典》作者是藏族最著名的医药学家宇妥·元丹贡布。据大量史料记载，吐蕃王室御医宇妥·元丹贡布受藏王派遣曾两次赴内地五台山打箭炉等学习汉族医学，3次到天竺等国家学习天竺医学、波斯医学，汲取这些医学的精华，融合从前译著的《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月王药诊》等医书内容，总结本民族积累的丰富医药经验，用数十年时间著成这部医学巨著。对于本书的作者一向存在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四部医典》是佛传之经，即是释迦牟尼在印度药林所作的医药学方面的教诲，是古代印度的寿命吠陀医学中的一部梵文著作的遗本。还有一种认为译自汉族医学著作等，这些皆不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公元9世纪藏王赤祖德赞(815—838在位)继续弘扬佛法，下令藏族译师嘎、觉、向三人翻译许多天竺佛经，同时翻译了天竺尼玛尚巴大师著的《堆贝珠巴》等许多医书，使藏医的四大疗法和五种占卜法等得以继续传世。他的儿子达摩赞布继承王位后，信仰本教，消灭佛教，引起教派激烈斗争，奴隶起义频繁发生，不久达摩赞布被佛教徒刺杀，吐蕃王朝从此分裂为四个较大的贵族割据王朝。但割据王朝十分重视藏医，因此这一时期藏医仍得到一些发展。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9名有突出成就的医生，历史上称为“藏族九贤医”，他们是上部地区（今日喀则及阿里地区）的齐吉悉布、吾巴曲桑、毕吉勒贡；中部地区（拉萨及山南地区）的宇妥·元丹贡布（新宇妥）、木雅茸杰、昌迪格桑；下部地区（昌都地区）的涅巴曲桑、塔西达布和东巴扎杰等。
发展时期(公元9世纪中叶—14世纪中叶) 在割据王朝中，由达摩赞布的曾孙建立的阿里王系势力最强。后来欧松（智光）王继位后邀请孟加拉高僧阿狄夏弘扬佛法，佛教再度盛兴。这一时期藏医药由于在达摩赞布灭佛中没有受到损失，加之欧松王十分重视藏医药，又有了较大发展。首先由藏族翻译家尤格仁钦等译了天竺华布（马鸣）著的医书《八支精要自注》，此后著名译师兼藏医学家仁钦桑布又译了华布的《八支精义》和喀什米尔达哇翁嘎著的《月光》等许多重要医学书籍。这些医籍木版刻印传世，有的还收载于丹珠尔大藏经内，为藏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同时，仁钦桑布还招收徒弟传播藏医，先后培养出“布尚四名医”。四名医之一芒莫曼宗曾为拉则芒卡的切日杰狄邦授以《月光》秘诀，后来切日杰狄邦又传于自己的三个儿子，其中叫吾郎哲卡日的，精通《月光》和临床，并培养出翁觉扎和卓查觉那等徒弟。历史上将以上十人称“前代十医圣”。“前代十医圣”中的芒卡切日杰狄邦的徒弟香端秀布或叫突杰赤欧的精通医学，著有《一切知识史·幢顶辉》等5部医学著作。他的传承徒弟西藏上部的达玛贡布著有《森斗》、《羊斗》等医著。达玛贡布的徒弟大都在博东若措地区行医，其中香项嘉热俄（又名车轮王）著有《桑杰库布·金库》，后传授给宇妥·嘉格多杰等人，形成了仁钦桑布的医学传承。
公元11世纪，扎巴翁西(1012—1090)从桑耶寺挖出秘藏的《四部医典》，进行认真学习，并撰写了有关论述。后来传授给雅垄博士库顿·维巴达玛。这一时期名医若端·贡却嘉从天竺学习《医学八支》返回后，著有《八支章节集要》，并对《八支》进行了评注。译师尼玛坚参翻译了天竺龙树著的《方剂百条》和喀什米尔达哇翁嘎著的《药名对照》及寒水石炮制法教诫等。公元1076年西部乌仗那国王的御医巴诺秀敦来到藏地行医并著有《聆传·卫翁那布》、《群协卫翁万布》、《本扣查》等临床秘诀，还培养出塔西、贡、东等许多有名医生。此后，名叫年美达布拉杰(1077—1155)的藏医著有《八支要摄》，并创制出奇效的药方“十五味达曼药”。他的亲传徒弟主要有香曼那和格钧扎巴然那两人，后者编著有达布拉杰的著作《盘协柔贝佐》（有益知识库）及人体脉络和脏腑解剖等医书。公元12世纪，老宇妥的第十三代子孙新宇妥·元丹贡布对《四部医典》进行了精心评注和修订，根据西藏地理气候等特点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使这部经典巨著更加完善，趋于基本定型，他还编著了数十部关于藏医药理论和临床书籍，对《四部医典》的正确诠释和临床治疗做出了很大贡献。
13世纪，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国师统领西藏政权，西藏从此正式归入祖国大家庭。这时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统治的萨迦王朝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藏医学也出现繁荣局面。其中以萨迦药城为中心的昌狄医学传承最有成就，其代表人物昌狄·降贝桑布和昌狄·班旦措西对《四部医典》的研究和人体解剖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见昌狄医学传承条）。另外，这一时期著名医生俄金巴·仁钦华译有《水银炮制经》及其诠释《水银洗炼详述教诫》、《耳传卫本》等多部医药书籍。他的主要门徒嘎玛·让钧多杰(1284—1339)学富五明，根据用药经验著有药物书籍《药名之海洋》一书，详细论述了830多种草本药物的性能、主治及标本等。这是一部药物学方面的名著，后世许多名医认为资料可靠，视为草木药物书籍的范本来引证。大成就者唐东杰布(1361—1484)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他不但架铁桥、创藏戏为民谋利益，而且在拉萨铁山之上修建吉布日佛殿，成为以后药王山医学院的基础，还创制出平衡人体功能的灵丹妙药洁白丸和治疗疫病的良药红丸等神奇药物遗留给后世医生。这一时期的博东大学者久美哲巴(1375—1451)著有《儿科疾病疗法》、《外治法简述·莲花鬘》等医书。达仓译师喜饶仁钦著有《勾去智者之心》等医史和论述医学总义的书籍，临床书籍有《接触疾病治法》等，并著有医学名词解释《词义明释明镜》等。
争鸣时期(14世纪中叶—17世纪中叶) 公元1354年山南帕竹地区的降曲坚赞建立的帕竹地方政权取代萨迦王朝后，西藏社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农奴制，这一时期宗喀巴改革宗教创立的黄教在全藏的传播，帮助了帕竹封建统治地位的巩固，客观上促进了藏族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在15世纪中期，藏医学中出现了许多不同学派的争鸣局面。这些学派中强巴学派和苏喀巴学派影响最大。强巴学派主要活动于拉萨西北高寒干燥地区，结合该地区环境气候及生活习俗总结出一套治疗寒证的经验，形式了自己特色，故又称为北派。代表人物是强巴·南杰扎桑。苏喀巴学派主要活动于拉萨东南地区，结合该地湿温环境气候及生活习俗擅长用凉药治疗热证，也形成有自己特色，故又称南派。代表人物是苏喀·年姆尼多杰。两派在藏医基础理论等重大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但只是在对药物的认识，用药遣方、剂量及治疗方法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经验。如北派对许多药物品种有别于南派的认识，善于用温热药物，擅长艾灸，组方药味较多，而南派擅长应用清凉性药物，组方药味一般较少，年姆尼多杰的《药味论·铁鬘》等书系统阐述了该派的药物认识和用药特点。北派注意形象教学，绘制出了许多藏医挂图，其中叫杜孜吉美的精心绘制出药物、人体解剖挂图，为后世藏医唐卡的绘制打下了基础。南派对《四部医典》的研究成果多于北派，其中苏喀·洛哲杰布寻找到《四部医典》的原本并刻版印刷行世，称为《扎塘版四部医典》，通过对《四部医典》深入研究，著有《祖先口述》的第一二部，代表了苏喀派的见解，为国内外藏医界所重视。他的《缪见纠正》一书否定了强巴派《四部医典》是佛祖教诫的观点，正确提出《四部医典》是藏族本民族医学家的著作的观点，影响十分广泛。南北学派长期争鸣，促进了藏医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见强巴学派和苏喀学派条）。另外这一时期北派学术中还出现有隆敦派和贡曼巴派传承（见隆敦巴医学传承条和贡曼巴医学传承条），南派学术中出现了直贡巴传承（见直贡巴医学传承条），都为藏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繁荣时期(17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17世纪，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在大力弘扬佛法的同时重视发展藏医药学，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使藏医药学进入鼎盛时期。五世达赖本人不但对藏医十分感兴趣，曾邀请大博士查仓巴讲解《四部医典》、《甘露瓶》、《千万舍利》及《贡曼验方》等许多藏医药学经典，尤其于宿钦·却雍让卓等几位名师处聆听宇妥的医学精髓，藏医造诣颇深，五世达赖一生采取了许多促使藏医药发展的措施。首先，批准香若·囊索多杰的请求，重新对《扎塘版四部医典》进行木刻印刷；命令东珠华巴、达莫曼然巴和南郎班钦三人对新版《四部医典》进行认真校对并亲自作了序。与此同时，刻版印刷苏喀·洛哲杰布著的《祖先口述》；下令达莫曼然巴搜集编纂《新老宇妥传》和整理新宇妥著的《医学十八支》，并木刻印刷这两部著作。另外，木版印刷了达莫曼然巴著的秘诀部注疏祖先口述《善说金饰》和后续部脉诊尿诊章以后的注疏祖先口述《疑难金刚结解》，这些措施使得许多医学经典得以传世。尔后积极兴办藏医药教育，先后在拉萨的哲蚌寺西宫新建“索日卓盘林”即医学利众院，任命尼塘仲钦·洛桑嘉措为教官，强欧囊索达杰为管理主持；恢复日喀则桑卓则建立的藏医学堂“章松堆贝林”即仙医云集院，任查戎巴为管理主持。此后又在布达拉的“夏钦觉”、“玉嘉觉”及桑甫尼玛塘建立藏医学校，由强欧巴和达莫曼然巴负责管理，为学习藏医创造条件。五世达赖晚年，从南山邀请多娄巴尼娄传授印度瑜迦师木扎左格的白内障拨除手术和藏医的除翳手术秘诀集。邀请日喀则上部属于达玛贡布医学传承的比丘利他和尼仁地区的南夸拉传授强巴派的医典注释和秘诀。并命令达莫曼然巴、勒伞等藏族医生学习鸟仗那大成就者的水银洗炼技术。为了普救众生性命，五世达赖还派人收集各种稀世宝石和历代学者特制的珍宝药品作为原料创制出仁钦章皎大黑丸、查皎丸、动物宝达日玛丸、动物宝白晶塔丸及去毒动物宝丸等，医治患者，广行善业。这一时期的摄政王桑杰嘉措秉承达赖旨意修订《扎塘版四部医典》刻版印刷了现行的《四部医典》，并对这部用偈颂文体写成的经典进行了全面注释和补充，写成《四部医典疏·蓝琉璃》，桑杰嘉措还组织著名画师绘制了“曼汤”79幅，并著有《藏医史》、《秘诀补遗》等一些医著，对藏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见第司·桑杰嘉措条)。这一时期出生于洛卡亚多地方的达莫医学博士洛桑却哲是一位医学知识渊博的大师，曾受五世达赖的尝识，担任过达赖的保健医。他一生著书很多，其中《秘诀秘函》、秘诀部祖先口述《善说金饰》、后续部祖先口述《疑难金刚结解》及《新老宇妥传记》等最为著名。他的亲传弟子有医学博士洛哲却佩等多人。总之，甘丹颇章王朝时期，藏医在医疗、教学及对《四部医典》的研究发掘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这一时期藏医学不但在西藏地区得到发展，而且在西康、安多、内蒙古等地也有较大发展。
西康地区，司徒·却吉迥尼最为有名，他著有许多医书，也译有脉诊、天花治疗等中医书籍，在德格八蚌寺创办的藏医学堂，培养了八邦温、嘎玛艾勒丹增、帝玛尔·丹增彭措等许多著名藏医学家，推动了这一地区的藏医的普及和发展（见司徒医学传承条）。
安多地区(甘肃、青海地区)，这一时期在塔尔寺、拉卜楞寺、夏琼寺、拉加寺、赛科寺、拉莫德钦寺及佐宁寺等著名格鲁派寺院中先后建立起曼巴扎仓（藏医经院），成为藏医药教育和治疗的中心（见曼巴扎仓条）。另外，这一时期拉萨药王山利众院派遣了著名医生罗桑却佩和格桑亚尔培两人去外蒙古做克利卡吉宗丹巴的保健医，派遣嘉木样克珠任国师章嘉佛的保健医。1745年于北京雍和宫成立曼巴扎仓，培养不同民族的藏医学生。同时在内蒙古哈力哈和西霍尔等著名大寺院内建立藏医曼巴扎仓〔一般认为在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时期建立的〕培养蒙族学生，由此藏医在蒙古族地区进一步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安多地区和内蒙古地区涌现出了许多著名藏医学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更钦晋美昂布、章嘉若贝多杰、松巴堪钦益西班觉、隆吾赞卓佛班玛巴扎（又名嘉华丹巴热杰）、蒙古阿旺王、敏珠佛诺门汗降贝却吉丹增赤列、江隆班智达罗桑却佩、蒙古恰霍尔博士洛桑次成、蒙古郎柔丹达尔等多人。松巴堪钦益西班觉(1704—1788)著有《医学甘露流》、药物学《白晶鉴》、医疗精选《甘露喜庆》、秘诀荟萃《甘露滴》等医书。敏珠佛诺门汗嘉华却吉丹增成列著有一切医学书籍精华汇编《秘密宝源》。隆吾赞卓佛班玛巴扎著有《医学总论》、常用药物《绿绒蒿束》、《九味防疫方剂》等。恰霍尔博士洛桑次成著有药物学《奇美眼饰》，并附有药物标本图，还著有《金属煅灰》等药书。蒙古医生郎柔丹达尔著有《四部医典》疑难注解《殊胜金色诃子串》及《四部医典研究》等医学著作。另外西藏上部拉斗地区以及锡金、不丹、尼泊尔、印度等国家也先后传入藏医学，为这些地方人民的健康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19世纪，藏医药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十三世达赖土丹嘉措(1876—1933)十分重视发展藏医药学，用藏医为一切众生和患者造福，曾下令恢复和加强以前建立的药王山藏医利众院，委派自己的两位保健医、原药王山著名医生洛藏桑布和丹增嘉措去该院担任教师，提高藏医教学水平。并命令丹增嘉措主持藏医药书籍的刻印工作，出资修建药王山利众院印刷室，将以前保存在印刷房内的《四部医典》、《蓝琉璃》、《秘诀部补遗》、《晶珠本草》、司徒的《大疏》等藏医药经典的陈旧木版全部重新刻制成新版，后来把这些新版称为药王山版。1893年，十三世达赖亲自校订《四部医典》木刻版时，发现还有错别字和遗漏等问题，认为“这《四部医典》是掌握众生生命的根本，要认真校订，使之成为医书范本。”于是出资费用并令保健医俄金·丹增嘉措和药王山教师华丹彭措、贡却德勒等进行校订。1897年封苏喀派名医羌青巴·强巴土昂为保健医和堪琼，任命强巴派名医夏吾丹却华旦为副保健医，委派两人主持药王山藏医学堂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两人尽职尽责培养出了大批学员。第一批学员中的隆珠扎巴，第二批中的山南钦饶诺布和次成年扎、格桑勒协、土旦达杰等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上述强巴土昂针对藏医中妇产科和儿科不够健全的情况，曾撰写了《小儿护理·利众心宝》一书，此书从婴儿接生，哺乳、护理、疾病预防、治疗、安全用药等19个方面介绍了小儿保健知识，并创制出8种小儿药品。书籍和药品发至县乡和溪卡广大地区，向孕妇进行教育和宣传。
1916年，十三世达赖创办了拉萨藏医历算学院，这是一所医疗和教学兼备的培养藏医高级人才的机构，藏语称“曼孜康”，钦绕罗布任院长。钦绕罗布在教学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了形象直观教学曾复制了全套彩色医学“唐卡”，规定学生每年上山采药、认药半月，在门诊部诊治病人等，这些方法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这所学校先后培养出了千余人高级藏医人才，其中还有很多是印度等外国学子，他们为藏区和国外的藏医事业作出了贡献。钦绕罗布在学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著有藏医理论、药物、临床等方面的许多有价值的著作（见钦绕罗布条）。
振兴时期(1949年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支持藏医药事业的发展。1953年中共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进藏进行调查研究，1960年、1961年先后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工作组进藏，对藏医药进行调研，加快了藏医药学的发展步伐。1959年，西藏原药王山医学利众院和医学星算利众院（曼孜康）合并为拉萨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门诊部，有藏医人员80多人，由钦绕罗布和他的两名得意门生在门诊部应诊。门诊部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藏医患者一律免费治疗。随着藏医药的发展，1961年拉萨地区藏医代表大会召开，贯彻党的继承和发展藏医药事业的方针。门诊部又恢复为拉萨市曼孜康（拉萨市藏医院），钦绕罗布任院长，强巴赤列为副院长。该院逐步成为全藏区藏医药的中心。藏医院首次把门诊部分为内科、外科、五官科、妇儿科等分科门诊和药房等，开始建立病历制度，后又增设中医针灸科。医生们不但看病，而且还出去采药、巡回医疗，参加配药、制剂等劳动。1962年藏医院邀请原药王山著名藏医土昂次仁等一批有经验的藏医来医院工作，并吸收15名药王山利众院和曼孜康毕业的学生，加强藏医院业务力量。这一年，在有关领导和钦绕罗布的支持下，根据七十味珍珠丸方剂和炮制加工操作记录，创制七十味珍珠丸。1964年自治区政府批准成立藏医制药厂，并派人去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学习制药技术，购进制丸机等先进制剂机器，使藏药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从藏医院抽调六位医生和从民间吸收了一批藏医，先后成立了贡布门浪、娘赤、加达、曼卓贡嘎、盘布隆珠、丹雍、尼莫、达则、曲雪、多隆德庆等11个县级藏医部门所，为以后该地区成立藏医医院打好基础。1965年自治区成立前夕，藏医院开始设立住院部，设病床32张。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西藏工作纪要31号文关于大力发展藏医药和藏历算的精神，9月1日起，将拉萨藏医院改为西藏自治区藏医医院，拨款100万新建门诊大楼。以后医院建筑面积逐渐扩大达到30600平方米，门诊职工增加到332人，另建住院部，病床扩大到200张，添置了许多先进诊疗设备，一年诊治病人达26万多人次，全院职工达427人，其中高级职称者29人，有一名国家级专家；中级职称者56人；初级职称者17人。院内设有8个临床科室，6个辅助科室，设备先进，科类齐全，藏医院附设藏药厂面积扩大到4700多平方米，生产藏药达20多万公斤，品种达350多种，除常规丸、散剂以外，还有糖浆、冲剂、膏剂等，药品销往国内外，获得很高评价。该厂生产的“七十味珍珠丸”、“章皎”等珍宝药品，曾多次获得金奖。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已成为集医疗、教育、科研、制药为一体的全藏区藏医药发展中心。另外，山南、日喀则、阿里、那曲、昌都等地区也建有藏医医院。截至1994年底，西藏全区共有藏医机构14所，其中自治区级藏医院1所，地区级藏医院6所，县级藏医院7所。另外，未建藏医院的县均设立有藏医科，山南地区藏医院还在北京建立了北京藏医院。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达1523人，其中属于国家编制的1 074人，民间藏医429人，高级技术职称者61人，中级技术职称者166人，初级技术职称者867人。全区1994年总门诊量达52.2万人次。历史上藏医药较发展的青海，1958年在塔尔寺曼巴扎仓的基础上成立了塔尔寺藏医医疗站，黄南州成立藏医诊所。1978年以后成立了海西蒙古族哈萨克族自治州蒙藏医院、果洛州藏医院、海南州藏医院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藏医事业发展迅速，1983年建立了青海省藏医院。截至1992年全省共有藏、蒙医院24所，其中省级1所，州级5所、县级18所，各级医院也都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还在各级综合医院、乡卫生院设立藏医科、藏医诊所38个，总建筑面积达到33000多平方米以上。24所县级以上藏、蒙医院开设病床680张，年门诊量达30.1万人次，住院人数达6500人次。在各藏医院开展了藏、蒙医特色治疗业务，其中开设药浴病床210张，年收治各类关节炎患者2000人次，有效率达94.6%。全省共有藏、蒙医药人员1200名，其中属于国家编制的750人，民间藏医460多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40人，有些还成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级优秀专家。1985年以来，全省用于各级藏、蒙医医疗机构的各项专款和配套资金达2500万元，配置了X线机、显微镜、超声波诊断仪、胃镜、心电图机等现代化诊疗仪器及各类藏药加工设施。
藏医教育方面，1963年拉萨曼孜康招收45名中学毕业生举办了藏医班，派出藏医老师讲授藏医理论和临床治疗技术，以后这些学生大多成为各地藏医院的业务骨干。1972年拉萨卫生学校中设立藏医班，先后培养了81名中等藏医人才。1980年10月西藏藏医院招收20名初中毕业生，按传统培养形式学习和背诵《四部医典》。1983年西藏自治区藏医学校建成，正式培养藏医学生。1981年到1986年期间西藏藏医院先后举办藏医进修班5期，进修基层藏医人员220多人，其中还有很多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等省区的藏医人员。1985年西藏大学设立藏医系，1989年原自治区藏医学校和西藏大学藏医系合并组建西藏藏医学院。藏医学院分设大学、中专两个分部，截至1991年全校共有学生340多人，学校总建筑面积14400万平方米，还设有图书馆、留学生部等，另有藏医及天文星算研究所。此外，在国际红十字会和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等组织援助下成立了阿里岗底斯山藏医学校、山南松赞藏医学校、日喀则边雄藏医学校和昌都藏医学校等四所藏医学校，在校生共计160人。青海省藏医人才培养也在逐年发展，早在1958年在黄南州设立民族公学藏医班，学员40多人，1975—1979年黄南州每年都举办藏医学习班。1979年后，全省先后3批从民间选拔、吸收藏、蒙医药人员300多名，充实到各级藏、蒙医医疗机构。1981年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卫校开设藏医士班，到1996年共培养藏医士390人，此外各自治州卫校也先后开办藏医班，培养了大批藏医药人员。青海省藏医学会于1988年后举办了6期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人数达600多人。1987年青海藏医学院开始筹建。另外，甘肃省中医学院也开设了藏医系，培养了很多藏医大专生。
科研和学术方面，1965年拉萨藏医院成立后，老藏医们根据医疗经验撰写了关于胃病、肾病、痛风、神经病、腹水、妇科病等疾病治疗论文，编辑成《藏医药研究》小册子。1974年在拉萨藏医院成立了藏医研究组，对毁坏和遗失的许多藏医药古籍进行搜集整理，同时在临床上搜集病例，观察疗效出版了《藏药治疗胃溃疡》一书，证明藏医治疗胃溃疡有效率达90%以上，还总结了许多藏医经验方剂，编写了赤脚医生使用的《新编藏药方剂》，当年国家药典还收录了一些藏药和方剂。1976—1997年，中央卫生部先后派藏药研究工作组和电影拍摄组两次进藏调查藏医藏药，拍摄成《藏医和藏药》彩色科教片两部在全国放映。同时汉译了80幅藏医“唐卡”中4000多个图片的文字说明，上报卫生部。1977—1978年西藏、青海等五省区两次《藏药标准》编写会议在拉萨召开，出版了《藏药标准》一书，书中收载藏药174种，方剂290个，藏医在历史上首次有了药物标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团结和依靠广大民族医药人员，积极继承、发掘、整理、提高民族医药遗产，保障人民健康，为发展祖国医药科学服务”的新时期民族医药方针的指导下，藏医药开始全面振兴和发展。1979年，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医科研小组，总结多年实践中产生的新认识、新经验，坚持藏医特点，结合现代医学观点，编写出版《新编藏医学》一书，曾获科学长征奖。同时在这年4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民族医学分卷编写会议在北京举行。藏医分卷主编土旦次仁和副主编强巴赤列接受了编写藏医学分卷的任务。这一年，科研小组对十一大类藏药进行生物学、化学方面的研究，搞清了这些藏药的所属科类、科学名称及成分等，这一科研成果获得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科技成果奖。另外，藏医科研小组还采集了具有根、叶、花、果实等完整的草本药物标本400多个。这年9月中华医学会西藏分会在拉萨成立，会议上交流了50多篇学术论文，印发了《藏医论文汇编》专集。11月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五省区藏区代表在拉萨召开藏医分卷编写会议，成立编写机构，商定了编写体例和分工。同时，此年有名藏医专家绰如才南、洛桑年哲、华旦丹增等应邀到藏医院工作，年底开始对被毁坏的一部分藏医古籍木刻版进行了修复，印刷了不少医书，向国内外发行。1980年根据中央西藏工作纪要中关于大力发展藏医、藏历算的精神，在原先藏医科研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藏医研究所，编辑出版方剂功效汇编《利乐善言》，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奖。自治区藏医院内科收集百余病例，完成藏药治疗高血压疗效临床观察；针灸科完成小儿精神病针灸疗效观察等科研课题。另外，在临床方面藏药治疗萎缩性胃炎疗效观察课题，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藏药治疗细菌性痢疾的科研表明，有效率达94%，从而改变了过去认为藏医不能治疗急性传染病的错误看法。西藏藏医院与华西医科大学协作对许多藏药进行动物实验，发现红景天、茅膏菜具有延缓衰老、抗高山缺氧的作用，11种藏成药具有良好的抗菌和消炎作用。另外，在整理藏医药古籍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比较辉煌的成就。西藏、青海等省区民族出版社先后重新出版了《四部医典》、《月王药诊》、《蓝琉璃》、《祖先口述》、《藏医史》、《宇妥·元丹贡布传记》、《晶珠本草》、《藏医临床札记》、《藏医药选编》等30多部著名藏医药书籍。四川德格印经院、青海塔尔寺印经院等地方单位，还重新印刷了许多长条藏医药经典著作。现代藏医学家也著书立说，出版了许多医书，如钦绕罗布的《四部医典形象论集》、昂堆的《藏医辞典》、强巴赤列的《藏族历代名医略传》，特别是藏汉对照和藏英对照版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的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获优秀图书奖。1983年7月拉萨召开第二次全区藏医技术交流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学初稿审定会，会上交流了藏医学术经验，编辑出版了《藏医学论文集》（第二集）。90年代藏医科研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这一时期，全区省级以上科研立项21项，其中12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在国内外有关杂志上发表论文34篇，多次参加国内、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在临床医疗、新药研制、文献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更大进展。青海省在1983年设立了省藏医药研究所，随后各州县也成立了研究室。开展藏医药古籍整理、翻译、出版等工作，先后整理出版了《藏医临床札记》、《藏医药选编》、《帝玛尔·丹增彭措医著集》、《松巴医著集》、《藏医实践概论》、《秘诀宝源》等10余部藏医药名著。汉译了《四部医典》、《月王药诊》、《晶珠本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藏医临床研究工作，先后完成《藏医治疗乙肝疗效观察》、《藏医放血疗法》等部级科研课题和《藏医药浴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偏瘫、卒中（中风），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藏医疗效观察等许多省级或厅级科研课题。1988年青海省成立了藏医学会，会员达210人，先后召开学术交流会3次，交流论文100多篇，出论文专集2期，举办各类藏医药培训班6期，培训学员达300多人。另外，甘肃省建有州级藏医院两所，藏医药研究所一个，在藏医药历史上首次创办专业学术刊物《藏医药研究》。整理出版《藏医千万舍利》、《藏医如意大全》、《藏医金方集锦》等几部藏医药著作。四川和云南省也建有几所州县级藏医院和中等藏医学校，整理了《居米旁医著》、《四部医典释难》等几部藏医古籍和出版《迪庆藏药》等书籍。总之，以西藏为中心的几个藏族聚居的省区，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藏医药学进入全面振兴和飞速发展阶段，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医药卫生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藏医药以其崭新的面貌造福国内，并开始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