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 续藏书

纪传体历史通论著作。《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明李贽撰。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福建泉州晋江人。嘉靖举人，历任礼部司务等官，五十四岁时辞官。万历三十年(1602)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入狱，遭迫害而死。晚年喜治史，撰有《史纲评要》、《焚书》、《续焚书》等。
《藏书》略仿纪传史体，载录了自战国至元亡的历史人物约八百余人。取材于历代正史和《通鉴》等书，其撰写年代约在万历十年(1582)至十八年(1590)间。李贽自知此书“与世不相入”，谓“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梅国桢《序》)，是以取名《藏书》。
书中，李贽按照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人物重加分类编排，各立名目，并写有概括性的叙论，如《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后论》、《世纪总论》、《大臣总论》、《富国名臣总论》、《智谋名臣总论》等。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书中每以按语形式发表专论或短评，大胆批判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观念，认为“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 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并表示不受“儒者相沿之是非”的束缚，“一切断以己意”，对历史上的许多人物重新进行了评价。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开二千年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藏书》诩之为“千古一帝”。韩愈创“道统论”，程朱加以发挥，《藏书》认为韩愈、程朱所谓圣人之道“（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的说法为“大谬”，若谓自秦至宋“人尽不得其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宋儒自诩承接道统，“何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藏书》卷三十二)对于历史上的法家人物，《藏书》一反传统，给予很高评价，如赞扬李悝改革“行之魏国，国以富强”(《藏书》卷十七)；吴起相楚，“料敌制胜，号知兵矣”，“其废公族疏远以养战士，所以强楚者以是”(《藏书》卷四十七)；又盛赞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藏书》卷二十)。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如陈胜、项羽、李密、窦建德等，《藏书》列之入“世纪”，与历代帝王并列，并称陈胜为“匹夫首创”。但《藏书》终未能摆脱封建思想束缚。书中虽同情并歌颂某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但仍仇视农民起义军，斥之为“盗贼”、“妖贼”。
《续藏书》约撰写于1588—1602年间。取材于明人传记、文集，收录了神宗以前明代人物约四百余人，分为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清正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十四类。在一些类前写有总论，对个别人物写有专论与评语。意在赞有明一代，使后世人“当知无忘祖宗功德于无穷”(《续藏书·小引》，但能做到据事直书，无所避讳。书中对“靖难之役”记载尤详，专列《逊国名臣》三卷，对有关人员事迹加以介绍。《文学博士方公》传述方孝孺死节事，方氏威武不屈，富贵不移，凛然而死的情景跃然纸上。传后论谓“孝孺死节后，至今百六十年，人皆历历能言，虽人人殊，其成仁取义，之死靡悔，断然不可泯灭”，寄托了作者的钦佩之情。于谦出兵抗瓦刺，于社稷有大功，但因拥立景帝而以“谋逆罪”受诛，此为“夺门之变”。作者在《太傅于忠肃公谦》中谓“谦死之日，阴霾翳天，行路嗟叹”，表示了深深的同情。石亨乃“夺门之变”主谋，有功于明廷，而书中则指出石亨因恃功骄横受到于谦裁抑，“亨畏于少保，不敢动，然积恨于心”(《续藏书》卷十三)，遂于“夺门之变”中加害于于谦。此外，“夺门之变”中的许多人物虽未专列类传，但对各人在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书中均有详细记载。“理学名臣”所列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吕柟、王艮、王畿、罗洪先、罗汝芳等人，不仅有履历，且着重介绍各人的师从及学术宗旨，对于了解明代理学思潮的变迁颇有裨益。“文学名臣”所列杨慎、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汪道昆等人，内容详于《明史》，对于明中叶前后文学思潮及流派的变迁，均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藏书》最早刻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续藏书》则迟至李贽死后九年的万历三十九年(1611)方得刊印。两书在明、清时曾被列为禁书，但转抄流传不辍，“学者争传诵之”(《续藏书·焦竑序》)。1959年中华书局用不同版本参校并断句，出版了标点本《藏书》、《续藏书》，1974年又加修订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