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苇1920～1993Jiang Yi wei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系统和深人的开拓性研究。在1979年，他提出“企业本位论”，主张由以往的国家本位转变为以企业为本位，就是要以企业作为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并且成为拥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的主体，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80年，他提出“两级按劳分配”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不可能直接对劳动者个人进行按劳分配，只能是社会先对企业劳动者集体的劳动成果进行一级按劳分配，然后再在企业内部按照个人的劳动贡献大小对个人进行分配，即二级按劳分配。1991年，他提出“职工主体论”，认为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区别，不是它们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运行机制，而是它们的主体。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体是人格化了的资本，而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体则是包括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在内的企业全体职工。“职工主体论”和“企业本位论”是他经济改革理论的两大观点，前者是关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后者是关于企业与职工的关系。1988年，他提出了“经济民主论”，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而企业的民主管理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基础。1982年，他带领其他研究人员在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照现代化管理的要求，社会主义企业应实行“两制四全”为内涵的系统管理。1990年，在他发表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篇论文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的共性与特性问题，认为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属于共性范畴，不能区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运行机制，而在于运行载体内部生产关系的不同上。1990年，在他发表的《关于深化企业改革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把他的企业改革理论归纳为“一、四、五”，即“一个目标”、“四个分开”、“五项基本制度”的改革思路。他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企业成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必须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必须在法律上成为既拥有一定权利又承担一定义务的独立的法人。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对宏观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为企业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即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他具体提出，必须实行“四个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税利分开和投贷分开。其次是在企业内部充分体现职工的主体地位，为此必须在劳动制度、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分配制度和领导制度这五项基本制度上实行充分的民主管理，这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在从事经济管理理论研究的同时，还积极地参与改革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个富于创业精神的实践家。他亲自或参与创办了许多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刊物和研究咨询机构，培养了大批企业管理人员。1979年，他创办《经济管理》月刊，并任副主编兼总编辑；1981年，参与创办《中国经济年鉴》，并担任总编辑；1981年，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并任副会长；1983年，参与创办了《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培养了近3万名具有大专学历水平的企业管理干部；1984年，他在《经济管理》杂志社的基础上又创办了经济管理出版社，并任社长兼总编辑；1984年，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后改名为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并被选为副会长兼工业经济管理研修中心主任，并创办了《中国工业经济》杂志，任主编；1985年，他受聘成为我国第一个企业管理学博士生导师；1987年他出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并创办和主编了《改革》杂志；1989年，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并担任常务副理事长；1991年，他创办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并担任会长。在此期间，他为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以及企业集团的组建做了大量设计、咨询、培训工作。他还担任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许多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兼职教授，为培养我国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蒋一苇1920～1993Jiang Yiwei
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20年2月出生于武汉市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喜爱科学，抱着“科学救国” 的理想考入航空机械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一苇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空军航空站当机械士。1942年，蒋一苇冒着被通缉的危险离开国民党军队，化名考入广西大学数理系，后学业因战乱中断。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参加地下活动，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先后主编 《科学与生活》 月刊、《彷徨》 杂志。194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 编辑、《挺进报》 特支宣传委员。1948年4月，《挺进报》 遭破坏后，幸免于难，转移至香港，在生活书店 （后合并到三联书店） 负责科学图书编辑工作。
解放后，曾任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组组长，《科学技术通讯》、《机械工人》 主编。1950年任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主编。1952～1959年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任 《机械工业》 编辑室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及宣传部副部长。这时，他从科学技术工作转向经济管理研究。50年代，经常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依靠已有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研究和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研究领域涉及工业经济、工业管理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为了把机械工业改造成为现代化大生产的机械制造业，在部党组领导下，蒋一苇起草了大量政策文件和工业管理的规章制度。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管理的文章，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研究了我国技术政策和技术革命的问题，撰写了专著 《技术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在清扫漏网 “右派” 中，蒋一苇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劳动和从事企业管理工作。1961年蒋一苇的“右派”帽子摘掉后，在他工作的单位试行劳动竞赛和集体计件办法，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取得显著成效。后来在贯彻《工业七十条》 时，他和同志们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了500多种规章制度和技术规程，为这个工厂奠定了科学管理的基础，对工厂管理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实践。业余时间，他系统学习《资本论》 等理论著作，撰写了一部20万字的《工业企业管理》 专著，但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64年，蒋一苇被调到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 （现为河北机电学院）担任财会专业主任并讲授企业管理。“文化大革命” 时，他又遭批斗，繁重劳动之后，他仍刻苦学习。1975年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蒋一苇带领部分教师，举办了各种企业管理短训班，在后来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 时，他几乎又成了挨整对象。
粉碎 “四人帮” 后，1978年蒋一苇得到平反昭雪，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并兼任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经济管理刊授大学副校长。1985年，从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岗位卸任后，任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改革》 杂志主编、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修中心基金会会长兼研修中心管委会主任等职。1988年，被选为全国第七届人大代表、第七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1993年1月25日因病去世。
蒋一苇的学术思想虽然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期经济实践中已经开始蕴酿和探求，但他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改革思想却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兴起而形成和逐渐系统化的。蒋一苇的改革思想大致分三部分，但出发点和基础还是企业本位论。在研究体制改革的众多学派中，他是注重从经济本身的组织结构上来探讨问题的。由此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 “企业本位论”。1981年，蒋一苇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这其中包括了又一核心理论——职工主体论。他认为，在企业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职工是否占主体地位。因此，他的理论从整体上说，就是经济民主论，其中的基础是企业本位论，而企业内部则是以职工为主体，这三者构成了蒋一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和体系。
当改革开始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时，蒋一苇从自己20多年从事工业经济研究与实践的体会中，认定这是正确的改革方向。1979年，蒋一苇提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应该是企业，企业是经济细胞，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以搞活企业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他的这种观点以 《企业本位论》 为题发表在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 创刊号上，引起很大争议和反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蒋一苇把“企业本位论” 中涉及的观点进一步具体化，形成了 “一个中心，两个关系”( “一个中心” 即以企业为中心环节，“两个关系”即经济的横向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纵向关系) 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体系。他结合商品经济理论，提出了 “社会主义企业是经济细胞，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的概念。他认为，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国民经济组织既不能把全国经济作为一个单一的经济组织，也不能按行政区划分解为若干地方单位，而只能以企业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监督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这即是称之为“企业本位论” 的经济模式。其理论要点和支点是： (1)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 (2) 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3) 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4)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应当政企分离，国家应当从外部领导和监督经济组织，而不是作为经济组织内部的上层机构直接指挥经济单位的日常活动。国家对企业的宏观控制主要采取四种经济关系，即制定经济政策、实行经济立法、制定经济计划、运用经济杠杆等。
蒋一苇从“企业本位论” 出发，认为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必须按照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律，发展横向的经济联系，包括横向的市场联系和横向的经济联合。他认为，在经济联合中，企业之间的联合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发展为行业联合和更大范围的区域联合，使经济组织网络化。同时，还要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纵向管理关系。他认为，从整个经济体系看，政府仍然有着经济的职能，但应当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国家与企业的纵向组织关系应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首先以责任制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行企业对国家的 “经营责任制” 和企业内部的 “经济责任制”。蒋一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是领导和管理企业，政企不可能完全分离，但必须 “政企分性”： 政府是政权组织，企业是经济组织，政府只能从外部管理企业。他认为，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简政放权，政府机构应大大精简。关于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蒋一苇提出了有名的 “两级按劳分配”论，即社会对企业集体实行按劳分配，企业内部对劳动者也实行按劳分配。蒋一苇认为，按劳分配首先要按企业集体贡献来分配，其次才是企业内部的分配，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原则上也应先按小集体分配，再按个人分配。这样，有利于引导职工关心企业集体的劳动成果，加强集体主义思想。蒋一苇还认为，按全面物质利益原则制定分配制度，使劳动者明显看到，个人利益来自国家经济发展、集体成果、小集体劳动成果及个人劳动的 “质” 和“量” 四条渠道，这样就从现实利益联系中解决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可以极大地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蒋一苇还以其对企业管理问题的研究及提出的系统理论而闻名。他认为，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派。他提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应具有国家性、民主性和群众性的基本特性。在此基础上，蒋一苇提出了 “两制四全” 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他认为，在企业内部，民主集中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经济责任制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前者构成了企业内部的纵向关系，后者表现为企业内部的横向关系。企业领导制度主要是构造企业中的党委、行政、工会和职工群众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蒋一苇认为，企业内部的基础是职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色。职工代表大会应成为企业的权力机构，它不但应当拥有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权，还应当拥有企业自留资金和职工工资奖金的分配权、对企业领导人的监督权等。在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建立厂长负责制，由厂长行使统一的指挥权，建立一个以厂长为首的行政指挥系统，处理日常经营管理和生产指挥工作。企业党委则应执行全面监督权，发挥政治思想的领导核心作用。这种领导体制就是职工民主管理基础上的厂长负责制。而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实质是调整和处理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过程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责任制必须是责、权、利的统一。个人经济责任制寓于集体经济责任制之中。在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中，职工个人经济利益的分配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必须同经济效益挂钩，拉开档次，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关于 “四全”，蒋一苇认为，企业管理作为一个大系统，应是一个有机整体。全面计划管理、全面技术与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与劳动管理是这种系统管理的主要内容，这些都应体现在各个构成系统及全体人员和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全面计划管理是以满足社会需要、完成国家任务为目标，把企业各项工作组织起来的一项综合管理。全面技术与质量管理是以发展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为目标，以实现和扩展商品使用价值为对象的一项全面综合管理。全面经济核算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家与企业收益为目标，以商品价值为对象的一项综合管理。全面人事管理与劳动管理是以调动职工积极性、开发人才为目标，有效组织人事劳动的一项综合管理。在蒋一苇主持下，以“两制四全”为体系编写了一部《工业企业管理学》，“两制四全”体系正在成为中国企业管理中的一个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