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农业史agriculture history of theMiao nationality

苗族是中国南方古老的农耕民族，历史上从长江中下游向西南山区转移，对南方开发有特殊贡献，农业发展曲折而不平衡。
苗族先民与上古时代的“九黎”、“三苗”有密切关系，最初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河流域部分地区。尧舜禹时代居于江淮，地处平原，有洞庭、鄱阳诸湖之利，种植业较发达。湖北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屈家岭文化，普遍发现有稻谷壳印痕的红烧土块，穿孔石铲、凹腰或双肩石锄、石镰等农具，以及猪、狗等家畜骨骼，表明当时已有比较发达的原始稻作农业。屈家岭文化的主人应包括苗族先民在内。夏商以来，苗族农民迫于战祸，除部分留居洞庭湖、鄱阳湖地区外，大多退出平原，向西南山区转移，他们回复到原始的刀耕火种，以简陋的木石角制工具，辟榛莽，植稻粟，实行集体生产和共同分配，农业发展呈现很大曲折。
秦汉时苗族先民主要分布在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已较普遍地使用铁农具。湘西、鄂西楚墓中出土的凹字形铁口臿，其形式与湘西苗族长期使用的完全相符。据《汉书·地理志》载，包括武陵郡一带在内的“楚越之地”，“民食稻鱼”，实行火耕水耨。但当时大部分苗族先民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农业，过着“随山散处，沿山迁移”的游耕生活。农作物除稻谷外，有燕麦、小米、豆类等，并普遍种植苎麻，按口数输麻布若干代赋，称作“布”。 另有部分苗族先民迁至牂牁郡（在今贵州省内）境，“畬山为田”，实行粗放耕作。
唐宋时相当一部分苗区农业有明显提高。留居长江中下游的苗族已和当地汉族融合，农耕方式与汉族无异。武陵、邵、桂一带苗族聚居区，农业中普遍使用铁器，大量土地获得开发。宋代黔东南与中原地区交往频繁，许多苗民采用了从汉族引入的先进农具与技术，土地大量垦辟，改变了农业的落后面貌，畜牧业也获得发展，普遍饲养牛、马、猪、羊、鸡、鸭。牛耕在相当一部分苗区中逐步推广。居住在今湘、桂、黔交界地区的苗族已是一岁“稻粟再熟”。至于偏远山区的苗族，农耕仍十分粗放，如辰州、锦州等地山区苗族“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鄂西山区和黔东南东谢地区的苗族仍“不以牛耕，但为畬田，每岁一易”，“居无定处”。
明清苗区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川东、湘西、黔东、黔东南及城步地区苗族较普遍使用牛耕和各种铁农具，包括水犁、旱犁、水耙、踩耙、薅耙、钉耙及各种挖锄；中耕施肥亦已普及，耕作日趋精细，懂得根据土壤性质和作物特性安排种植种类，有的地方实行林粮间作；广泛开渠、筑堰灌田，学会使用水篼、槔、龙骨车等灌溉工具。凡有水源的地方大都开辟为水田，不少苗族聚居区都是梯田。粮食作物一般以稻谷为主，如黔东南的清平、镇远、偏桥和思南州等地的苗族，所种稻谷有六七个品种，产量已和邻近汉族相近。在湘西凤凰厅、乾州厅、永绥厅等部分地区的苗民善于利用当地优越自然条件种植水稻，产量高于邻近汉区，故“三厅米谷甚贱，其他食物俱为便宜”。大麦、小麦、红稗、高粱，亦有种植，明末清初引进玉米，逐渐推广于偏僻缺水的山区，成为当地主要粮食作物。此外还有甘薯、木薯、马铃薯、豆类等各种杂粮。蔬菜也相当丰富，有白菜、青菜、萝卜、南瓜、冬瓜、茄子、辣椒等等。经济作物有油菜、花生、烤烟、甘蔗、茶叶、蓝靛、苎麻、棉花、油桐、油茶等，还有柑橘、西瓜、桃、李、杏、柚、梨、柿子、杨梅等水果。其中又以苎麻、油桐、油茶最重要。唐宋时苗族人民所产的苎布、葛布已远近闻名，清代还远销国外。清代苗区400～800米山坡地带广泛种植油桐和油茶，每年大宗外销。清末民初，仅湘西永绥厅“岁出桐油数百万斤，茶油数千万斤”，远销欧美。苗族大多居于山区，林木资源十分丰富，而且材质优良。居住在融水和五溪上游一带的苗族，唐宋时已采伐放排销于湘、粤沿江城镇，到19世纪，仅清水江流域杉木年产销为白银二三百万两，当时贵州每年输出外省的木材一半以上伐自黔东南，被称为“苗木”。明清时期苗族地区的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元代时，黔西北一带是当时全国十四道牧地之一。当地饲养的马，身体小，但十分灵活，宜在山区道路奔波。由于广泛应用牛耕，牛的饲养十分普遍。苗民根据山区的自然特点，在长期实践中培养出许多优良的畜禽品种，如黔东南的小个子黄牛，四肢短小强健，蹄质坚实趾密，行走轻捷且能持久，每天可犁水田一亩多，肉质细嫩、味美，是一种优良的役肉兼用的牲畜。此外，黔东大花猪、威宁细毛羊、从江香猪、三穗鸭等等都属地方良种，清代已驰名省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