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散文的创新

美籍学者陈幼石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一书中，对宋代重要散文家苏轼，辟专章加以探讨。他分以下几节分别加以论述。1.政治流放的影响；2.自然与艺术世界：义，法和工；3.《赤壁赋》中的变异性与连续性之“二位一体”。苏轼对道和文的看法标志着与韩愈和欧阳修那种“文以载道”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分离，苏轼的“文学之道”很接近于《庄子》中那种古人的艺术概念或完美的技巧。从哲学上说，苏轼与周敦颐、邵雍、张载等新儒学思想家们站在一边，而不是与他的老师欧阳修站在一起。在1071—1085年他被放逐期间，特别是他在黄州期间，他的思想开始成熟，这在几篇最重要的作品中得到表现。他起初偏重佛教，这使他的心智和情绪获得平衡。他没有沉浸于柳宗元的那种苦味的愤慨和自叹自怜中，也没有沉湎于欧阳修的那种不够中庸的饮酒之中。他在这期间写作的作品中，达到一种超越的人生观，以此看待事物，堪称积极的乐观主义态度。1080年苏轼来到黄州之后，形成了他那种变化中有连续性的观点。此后，他在通信和杂文中对这一观点的各方面作了详细论述，并且把这些方面运用到他的创作中。《赤壁赋》则是他将这种观点运用到创作中的一个例子。1080年以后，我们看到苏轼有这样一种始终坚持的倾向，即强调自然(“天”)甚于强调人，并且将注意的焦点从技巧或技艺(“工”)转到内心或概念(“义”)上。苏轼不再单单把义和圣贤的著作等同起来，他开始把义与自然(“天”)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义就成了他的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批评概念。苏轼对义的很多探讨都集中在谈论绘画艺术上。绘画直接沟通并且表现自然，在苏轼这位有造诣的画家看来，绘画首先是自然的艺术。正如与苏轼同时代的很多批评家指责苏轼时所说的，他是一位折衷主义者，一种非正统的思想家。他的折衷主义的一个最核心的特点就是，他似乎从不追随任何一种思想路线，不想限定自己的立场。他的结论是直觉的，而不是拘泥形式的。这种折衷主义可能就是他从未在中国知识史上占据显著地位的原因，也是为何极少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把他的著作置于他们时代的知识背景中的原因。总的来说，当我们看到“气”、“理”这样的概念和《易经》的“生生”原则(这些东西传达出他的文学创作和艺术批评方法，即“法”)时，很明显，苏轼是一位他那个时代新儒学思想家的信徒，而不是唐代古文大师们的信徒。因此，他的古文理论与实践不能根据其与先师欧阳修、先驱韩愈、柳宗元之间的共同之处来理解，而应当根据当时苏轼所处的思想倾向的革命性质来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古文运动从唐代古典主义转向宋代新儒学主义这一复杂进程。